11省份配备“金融副省长”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服务实体能力当前各省份都在追求高质量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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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伊始，广州市委副书记欧阳卫民的名字进入了广东省新一届政府领导班子的名单中。因有20多年的央行任职经历，欧阳卫民有了一个特别的称号——“金融副省长”。

在最近一轮的省级政府人事调整中，已有4名中央金融系统领导干部“空降”地方，引起了广泛关注。

有媒体还发现，近几年各地悄然布局，已有11个省份配备了“金融副省长”。这些专家型干部又将发挥何种作用，备受外界期待。对于近期中央金融系统干部空降到地方、11个省配备了“金融副省长”，外界普遍解读背后有着深层次意图，即肩负着防控金融风险的重任。

笔者认为，防控金融风险固然是这些“金融副省长”当下乃至未来三年的重要使命之一，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领域都出现了金融深化的积极变化，金融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各种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活动日益庞杂。如何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构建良性运行的金融体系，恐怕也是这些“金融副省长”的最终使命所在。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正如外界所分析的那样，这些“金融副省长”都是老金融，例如欧阳卫民毕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央行任职时间多达20余年。毫无疑问，他们是当前防控金融风险的“前线总指挥”，必将对这些省份的防控金融风险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实际工作出发，让“金融副省长”担当各地的防控金融风险重任非常有必要。

一方面，我国金融部门的总量以及在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加，而金融具有极强的专业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随着经济各个领域随着金融不断深化，各种形式的金融机构或类金融机构以及其金融活动越来越庞杂，今天的许多普通金融服务之前就从来没有出现过，甚至可以说，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展。

另一方面，金融领域的问题或者说潜在的金融风险，也在日益增加且后果十分严重。近期银监会披露的几起银行大案，动辄涉案金额过百亿；互联网金融诸如ICO、现金贷等，给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公众利益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隐患。在现代经济中，各省的金融工作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不过，“金融副省长”的使命肯定不只是防控金融风险。中央对于我国金融工作明确赋予了两个最重要任务，一个是防控金融风险，另一个就是服务实体经济。这当然是“金融副省长”们的使命与任务所在。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同时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金融出现“脱实向虚”被认为是金融体系的无效率或负效率，美国次贷危机也在警示我们，提高金融体系效率是抵御危机的根本途径。

衡量金融体系的效率有两个尺度，一是金融让资金更多地流向社会合意的实体经济等领域越大，就说明金融体系越有效率；二是金融机构和市场本身的运行效率。而金融体系是否具有效率被视为现代金融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金融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副省长”们任重而道远。

金融有两个重要的尺度即风险和收益，我们必须看到，金融本身存在风险，但也是现代经济分担、化解风险的最重要、最广泛的工具，例如公众所熟知的保险等。同时，金融的高收益能使得整体经济受益，强有力、有效率得金融体系能够刺激经济增长。

世界银行的许多研究都探讨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研究人员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拥有更强大金融体系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呈现出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多类似的研究表面，先有金融的发展，随后才引起经济增长，而不是发过来。金融体系的差异可以帮助解释某些国家或地区比其他国家或地区富有的现象，我国沿海发达省份与后发展地区也能找到大量相关实证。

宏观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储蓄率，人们的储蓄越多，投资所能利用的资金就越多，公司就能建造工厂并运用新技术来生产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其结果必然是获得更高的利润、就业以及支付给工人更高的工资。但其假设前提是储蓄流向最有效、社会合意的领域，但只有当经济体拥有功能完善的金融体系，适当的投资才能获得资金，假如金融体系不能引导储蓄流向最有效、社会合意的地方，那么金融并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会带来金融危机。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金融副省长”们无疑是利用金融发展地方经济的“金刚钻”。此外，当前各省份都在追求高质量经济发展，必然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体系，中央和地方都对“金融副省长”寄予了以高质量金融体系促进地方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厚望。因此，无论是防控金融风险，还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都需要“金融副省长”。（作者系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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