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茶党打“台湾牌”，对中美关系威胁不可低估 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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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开始：

3月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这一法案的主要内容是促使美国政府增进所谓的美国和台湾当局各级官员之间的互相访问。《台湾旅行法》严重挑战了美国公开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国政府已就此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和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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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基础

台湾问题长期是中美关系中的热点问题，也是中美建交过程中的斗争焦点。在中美建交前后，美方曾多次策划过“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会议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一切合法权利，将台湾当局从联合国组织中驱逐出去，从而挫败了美国在联合国中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企图。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企图在中美建交后，继续和台湾保持政治关系，策划了“倒联络处”方案，即企图将美国驻北京的联络处升级为大使馆，而将驻台北“大使馆”降级为联络处，从而继续保持美国与台湾的政治关系。这一方案当然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中国政府坚持美国以“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结束美台关系，作为中美建交的前提。在中国的严正立场下，美国不得不接受以“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结束美台关系，即美国断绝与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退在台湾的美军。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发表建交公报，宣布自1979年起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建交后，美方并没有完全遵守建交公报原则。1979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在台湾设立“美国在台协会”代表美国的利益。《与台湾关系法》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抗议。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同时为避免中美关系恶化，美国政府一直给“美台关系”设置限制，包括强调“美台关系”是“非官方关系”，强调“美国在台协会”是“非盈利民间机构”，限制美国高级官员访问台湾，也拒绝台湾当局高级官员到访美国。因此，李登辉、陈水扁和蔡英文等人多次勾结美国右翼势力，企图冲破这一限制访问美国来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为中美关系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因此，在这一意义上，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企图为美方和台湾之间高级官员互访开闸，是继《与台湾关系法》之后，美方对“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又一次违反。

警惕美国茶党打“台湾牌”

《台湾旅行法》从最初酝酿到在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共和党中的茶党发挥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共和党茶党的核心人物，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和马尔科·卢比奥。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作为危机源头的各大金融巨头不仅没有受到惩处，还获得了联邦政府的巨额资金救助，而美国普通民众则饱受金融危机的折磨，面临失业破产的威胁。共和党因为在危机爆发前纵容金融巨头制造次贷泡沫，危机爆发后又竭力支持金融巨头而无视普通民众的困境，因此成为美国民众不满的焦点。在2008年后，共和党不仅在全国大选中遭遇重创，败于民主党，其自身也陷入了深度分裂，在共和党内部诞生了反对共和党高层建制派的茶党运动。茶党运动借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波士顿人反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表达对共和党建制派和美国政府政策的极度不满。从其实质来看，茶党是一种民粹主义政治运动，主要表现在无力改变美国政治体制和政策的情况下，通过极端的政治抵制活动制造障碍和对抗，向建制派施加压力。这种剧烈的政治对抗，对2008年以来的美国政策导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次竭力推动《台湾旅行法》的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和马尔科·卢比奥，都是借助茶党运动迅速崛起的政治新星。在美国政坛，这两人一贯以制造政治对抗，为其本人和党派谋取利益而闻名。

2012年，特德·克鲁兹当选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2013年9月，克鲁兹为了拖延国会议程，用朗诵故事、自言自语等进行了长达21个小时的“冗长演说”，来阻碍奥巴马医保法案通过，从此在美国政界一举成名。其后，克鲁兹又多次阻止通过对联邦政府的拨款议案，制造了政府关门事件。这些破坏性的施压手段在华盛顿受到很多批评，却迎合了美国普通民众的不满心理，因此克鲁兹的“声望”不降反增，共和党高层也不得不承认其“实力”，用推选克鲁兹进入重要的国会委员会换取其合作。在2016年美国大选的共和党提名竞争中，克鲁兹连连击败重要的共和党建制派候选人，仅在最后决战中败于特朗普，也可见其“实力”。

马尔科·卢比奥的经历与克鲁兹十分近似。2009年，卢比奥在佛罗里达州竞选联邦参议员时，其对手是资深共和党政治家克里斯特。克里斯特曾担任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州长，其实力和声望远远超过卢比奥。但是，卢比奥凭借迎合当时迅猛发展的茶党运动，猛烈攻击克里斯特，最后逆势当选，一举成为共和党全国层面的政治新星。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从反对医保法案到造成联邦政府关门，卢比奥也通过制造破坏性的政治对抗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在2016年美国大选的共和党提名竞争中，卢比奥仅次于克鲁兹，是争夺提名的三强之一，远远超过其他资深的共和党建制派候选人。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特德·克鲁兹和马尔科·卢比奥作为茶党运动的代表，本身也处于共和党阵营中，因此他们用各种破坏性的政治对抗阻碍医保法案、迫使联邦政府关门，尽管在华盛顿引起很大争议，但并非完全不符合共和党的利益。但是，2016年美国大选后共和党进入白宫，尽管克鲁兹、卢比奥是特朗普在初选中的竞争对手，但继续沿用对待奥巴马政府的破坏性政治对抗攻击特朗普政府，并不符合共和党的利益，同时也可能引起茶党民众的反感，毕竟据民意调查，茶党的支持者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

但是，特德·克鲁兹和马尔科·卢比奥两人作为凭借茶党运动崛起的政治新星，本身缺乏足够的政治资历和积累，论政治业绩更是乏善可陈，其政治“实力”的基础就是制造对抗，在迎合茶党支持者的同时，换取共和党建制派的交换。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克鲁兹和卢比奥处于反对党的共和党阵营中，可以在国内议题上制造对抗；但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共和党控制白宫时，继续在国内议题上制造对抗，只会拖累共和党和克鲁兹和卢比奥自身。因此，克鲁兹和卢比奥就把制造政治对抗的阵地，从美国国内转移到美国国外，特别是中美关系上，开始打“台湾牌”。

2016年6月，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在美国“过境”时，卢比奥即与蔡英文会面，会面时卢比奥声称美国将深化“美台关系”。2017年1月，蔡英文又一次在美国“过境”时，克鲁兹也与蔡英文会面，之后克鲁兹声称与蔡英文讨论了“美台”军事和经济合作。克鲁兹的行为遭到美国媒体的质疑，时任奥巴马政府的发言人也不得不特意澄清白宫持续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等。

卢比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网站上发表其“加强美台关系”的行动

2016年9月和2017年5月，卢比奥两次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提出《台湾旅行法案》，克鲁兹也对这一法案表示支持。但是，这一法案至今搁置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卢比奥提出的参议院版本《台湾旅行法》目前搁置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而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部分亲台众议员在2017年1月提出众议院版本的《台湾旅行法案》，这一法案先后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和众议院获得通过。其后，卢比奥利用其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影响，和克鲁兹合作，迅速将这一法案列入参议院的优先议程。《台湾旅行法案》迅速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参议院获得通过，其背后就是卢比奥、克鲁兹等人的大力推动。

至于被搁置的参议院版本《台湾旅行法》，在基本框架上与众议院版本《台湾旅行法》雷同，但增加了两部分关键内容，使《台湾旅行法》具备了部分约束力，其中核心是该版本的第4部分和第5部分。

第4部分声称：“美国各级官员，包括内阁级安全官员，将级军官和其他行政当局官员，从此被授权赴台湾旅行，与台湾当局‘对等官员’会面。”

第5部分声称：“本法案通过后，每半年国务院须向参议院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提交报告，报告美国行政当局官员赴台湾旅行的情况。”

由此可见，卢比奥提出，克鲁兹支持的参议院版本的《台湾旅行法案》更具有挑衅性。其第4部分实质上是为美国亲台官员赴台湾活动大开绿灯，将打破美国行政当局对官员访台设立的限制。而第5部分，则为国会亲台议员向行政当局施加压力、在中美关系中制造风波提供了借口。这充分证明了茶党不仅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具有破坏性，在中美关系中同样是危险的破坏性因素。

党派斗争波及美国外交政策

目前，《台湾旅行法案》已经提交美国总统特朗普，待特朗普签字后即可生效。按照美国法律，特朗普有权否决这一法案。但目前看来，特朗普动用否决权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被总统否决的法案，只要经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即可推翻总统的否决而直接成为法律。特朗普对国会缺乏掌控，在《台湾旅行法案》出笼的整个过程中，也没有向国会施加影响予以阻止，因此在法案通过国会后再予以否决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2018年年底，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传统上，美国中期选举对执政党是一大考验，由于不能兑现竞选诺言，执政党一般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挫折，甚至是失去国会控制权的重大逆转。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政治经验先天不足，且因国会的调查焦头烂额，论政治业绩基本是一事无成。由于特朗普政府业绩的低迷，在中期选举中必然拖累共和党的选情。共和党选情的下滑，对卢比奥和克鲁兹等政治新星的拖累尤其大。卢比奥和克鲁兹二人，依靠茶党运动迅猛崛起，甚至超过了资深的共和党建制派政客而后来居上，但主要是利用了金融危机后底层民众对美国主流政治的不满，并不具备深厚的政治根基。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卢比奥和克鲁兹既不能靠制造政治对抗对抗行政当局来造势，还要面临共和党整体选情低迷的威胁，因此在中美关系上制造一些摩擦，就成为卢比奥、克鲁兹这样的茶党新星，以及共和党转移注意力，挽救选情的“救命稻草”。

从长远来看，中美关系不能不受到《与台湾关系法》的干扰。首先，《与台湾关系法》违背了构成中美关系基础的“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损害了中美之间的政治信任；其次，《与台湾关系法》的出笼，意味着茶党已经将党派斗争的范围从国内议题扩大到美国对外政策上，这实质上破坏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体制，损害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第三，《与台湾关系法》对台湾某些政治势力释放了错误的信号，而这些势力的盲动又可能绑架美国的外交政策，从而造成中美关系的波动。因此，尽管《与台湾关系法》对美国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没有直接约束力，但作为这一法案的推手，非建制派的茶党开始冲击美国对华政策这一事实，却是中美关系中需要警惕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