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局三：两批传教士到中国的不同意图（网络配图）西方传教士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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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以19世纪中叶为分水岭，前后分两拨，虽源于同一教义，但在目的上，他们却有十分明显的区别变化。探讨这一变化，我们才能解释清，彻底招致列强群起瓜分中国的义和团举事，究竟有多少逼良为娼的成分和嫉恶如仇的慷慨？

17世纪明末清初的中国，局部战事虽依然不断，但整个社会管理机制上的革新以及蒸蒸日上的民间景象，令这批纯粹的、具有献身殉教精神的传教士，自叹不如。特别是到了康雍盛世，他们认为，无论是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农牧业生产与经济发展、还是孔孟之道儒家学说与社会公德，都比他们要先进许多。所以，在这一批传教士中，对中国的社会和人民都有普遍好感，在他们的工作手记和经验材料中，对中国的现状也是称赞不已。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博士说：（他们）甚至是未说过中国一句坏话。

小编并非以阿谀奉承取是非，这一批传教士到中国，给西方国家带去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对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他们这一批人是实实在在来传教、促进交流的，他们根据我们传统文化及儒家道统，虚怀若谷取长补短、相互弥补以促进发展，为此，他们不惜修改自己的教义，这是一种难得的谦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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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14年，被解散41年的耶稣会士会，被意大利教皇庇护七世重新恢复运转，重新向亚、非、美洲派遣大批传教士。与之前的相比，这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已是相隔百余年，东、西双方的环境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功带了经济的急剧增长和殖民主义的野蛮扩张，大清朝则在经历了三朝的鼎盛期后，滑进了下坡路，对西方席卷而来的近代化浪潮视而不见，嗤之以鼻，依然是以天朝上国之躯唯我独尊。最明显的对比，即是位于广州、上海等各租界与同城平民区环境治理方面一个“脏乱”的差距，反映出了西方国家当时极为先进的城市治理经验。

有了这一种差距，加上这批传教士“质量”远不如前一批，充其量也就是一批除了《圣经》之外一无所知的神职人员，绝大多数并非教皇选派。所以，他们的优越感与生俱来，在中国人面前趾高气昂，将入教的中国信徒视为浑身传染病、一身罪恶的文盲异类。他们根本不跟你来取长补短融合发展，他们的霸道理论即是中国要得救，必须全盘按照他们的路数来，岂有不断发生冲突的道理？为什么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发生的大小教案，有统计的就高达1300多起？这与他们传教之本初有莫大关系。

当然，这一时期，也有极个别传教士，在中国开医馆、设孤儿院、建学校，惠泽乡里，但相对于前批传教士的虚怀若谷与可献身殉教之纯粹，仍有霄壤之别，甚至于夹带着极强的政治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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