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开始：

在小镇医院从事了七年的临床麻醉，最终，我选择了离开。

清楚地记得离开的那天下午，我默默收拾物品，把穿了好几年的白大褂挂在门后，把钥匙交给手术室的护士大姐。那一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假装平静地转过脸擦擦泪，微笑着和同事告别……

多年后，当我回忆起曾经在小镇医院奋战过的时光，依然心潮起伏。

所以，我想把这段往事说给你听……

1、悬崖边跳舞

初到小镇医院是在2001年冬天。

随院长来到手术室，只有两个简陋的手术间，有空调、有氧气瓶，但没有心电监护仪，麻醉机早已老化不能正常使用。

院长说：“麻醉机也用不着，都是下腹部手术，只需要腰麻和硬外麻就行了。原来咱们这里的剖宫产和阑尾切除术都是局麻，你来了，就大胆开展业务吧！”说罢，院长离开了。

这是二十余年的真实情况，如果放在现在，我想我无论如何都不敢在没有麻醉机的情况下开展临床麻醉。

小镇医院几乎是全县规模最大的乡镇医院了，有五六十名职工，每月大概有40台左右的手术。一般是剖宫产、阑尾切除术和疝气手术，偶尔也有胃穿孔修补或子宫切除这样的手术。

当时的工作，无异于“悬崖边跳舞”。

在麻醉机不能正常使用和没有监护设备的条件下，椎管内麻醉是不允许有失误的。尤其是术中管理，无法检测血氧饱和度，只能通过口唇颜色和呼吸节律来判断，给手术病人吸氧多多少少有麻醉医生自我心理安慰的成分在。

医院最常见的是剖宫产手术。腰麻之前一定要把麻黄碱注射液抽到注射器里备好，腰麻之后一翻身，立即用手工测量血压，有时还没测出，产妇已经因血压下降出现呕吐、胸闷、心慌了......

而小儿疝气手术就更加惊险了。氯胺酮麻醉之后，我会从棉签上揪一点棉花，用胶布固定在孩子的鼻翼上，以此观察呼吸。手里随时拿着简易呼吸器，其实心里很清楚，一旦发生喉痉挛或者严重的呼吸抑制，简易呼吸器未必有用。

手术室的护士大姐信基督，她曾经告诉我：每次手术她都会默默地祈祷着。

大姐的丈夫是外科医生，我们一起合作完成了许多手术，术中有过波折、有过困难，也有过惊心动魄的抢救，但很幸运，在我工作的那几年，没有发生过医疗事故。

护士大姐感谢主耶稣，我感恩生活。只能说是幸运罢了......

2、岗位边缘化

因为年轻，一直提醒自己要努力工作，所有的风险都不畏惧。可是，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岗位被边缘化了”。

医院只有我一个麻醉医生。外科和妇产科医生会以“麻醉师”的称谓把我介绍给病人和家属，虽然我几经纠正，他们总认为：“麻醉医生”和“麻醉师”并没有区别。

称谓还算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小镇医院手术科室的医生直接告诉我，做手术，我们可以用麻醉师，也可以不用。不用你麻醉，你就没有绩效和奖金。

我曾给进修时的老师电话聊天说起这个情况，电话那边，老师惊得许久说不出话来。

三甲医院的麻醉医生，或许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但在基层医院，却是真实的存在。

那时还没实行新农合，加上医保普及率不如现在。选择在小镇医院做手术的患者，要么是熟人，要么为了尽可能省钱。选择局麻，意味着可以省去至少500元钱，在二十余年前，这个数目对于基层贫困患者来说具有足够大的吸引力。

医生会说：“小余，你开支杜冷丁吧，一会局麻之后你直接推“杜非合剂”让病人睡觉就行了。病人说了，花钱多的话人家就不在咱们这儿做手术了。”

我清楚，医生其实也很无奈！

3、兼职麻醉医生

总以为实行了“新农合”之后，乡镇医院的麻醉医生会迎来春天。可是，全市大多数乡镇医院和小型医院的手术科室都迎来了寒冬。

随着报销比例和农合政策的逐年优化调整，大多基层患者不再选择来小镇医院做手术。报销比例不低，谁不去规模大、条件好、专家多的大医院呢？

手术数量一度下滑至每月不足十台。

有一天晨会，院长宣布：为了发挥我在文字方面的特长，由我担任“院办主任”，已上报卫生主管部门，很快就批。而对此，我毫不知情。

从手术室挪到院办，我开始了写材料、发报纸、接电话、开派车单以及督促卫生员打扫卫生、督促茶炉房按时提供开水等等这样琐碎的工作。麻醉医生，真的成了兼职，有手术需要麻醉时医生会喊我过去。

那段时间，我突然觉得自己过得浑浑噩噩，虽然有同事羡慕我能经常陪着领导外出。殊不知，从明亮的无影灯下到觥筹交错的酒桌，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找不到前方的路。

4、在纠结中离开

虽然小镇医院手术少，但是在工作中，依然有许多让我感动的瞬间。比如，乡间淳朴的百姓会介绍自己的亲戚来做手术，还会当着我的面很自豪地对亲戚说——他打麻醉针打得可好了，做手术一点都不疼。有一次术后回访时，家属非要把鸡蛋塞给我，我不要，他们就在出院时偷偷放在我宿舍门口。有时，也会在小镇集市上遇见之前服务过的患者，他们就像亲人一样嘘寒问暖，问我找对象了没有？回老家了没有？老家的父母身体可好......

不知是那些年的医患关系相对和谐，还是因为患者多是周边百姓或熟人，总之在小镇工作那几年，我们和患者及家属之间保持着融洽的关系和良好的互动。如今虽离开小镇十余年，偶尔去那里，街上依然会有人拉着我热情寒暄。

不过，在有了孩子之后，我不得不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了。当我问及基层医院手术室的同仁时，才知道他们大多都在寻找新的出路。有的执业医师考试不顺利，干脆改考医技或药师。执业医师顺利过关并注册麻醉专业的，很容易就去了上级医院。那几年，麻醉医生跳槽似乎要比其它专业更容易些。

几乎所有人都告诉我：你手中的“麻醉执业证”比较稀缺，因为有这个证，你可以不用太费力地离开手术越来越少的小镇医院。当然，也有公立或私立医院主动联系我，表示只要我同意变更执业地点，接下来的事情他们安排。

也许是不甘心一辈子待在这里，也许是基层医院留给麻醉医生的空间太小。什么样的理由已不重要，我最终决定离开，虽然有过不舍、有过挣扎。

变更执业地点时，卫生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医院只有你一个麻醉医生，一旦变更走，医院又没有新的麻醉证，按照法律法规，外科和妇产科病房就得取消，即便给医院一定的时间暂时不取消，可是这中间一旦出现问题，必属违规......

那一刻，我万般纠结。

既然事情如此严重，思前想后，我决定不再保留原单位的事业编制，辞职！

5、难舍的情结

转眼间，离开小镇医院近十年了。

昔日同事告诉我，如今小镇医院发展得不错，新盖了医技楼和病房楼，手术虽然更少了，但更加侧重于居民健康普查、预防保健和社区服务功能......

我想：这才是小镇医院相对准确的定位吧！

可是转念一想：那些和我一样曾经奋战在各地小镇医院的麻醉医生呢？您依然在坚守？还是已经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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