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不是“黑天鹅”，是“灰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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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开始：

一方面，中国政府要保持足够的政策定力，不能因为来自外部的压力而轻易放弃近年来的改革和转型。另一方面，中国应该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力度，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态度。扩大开放本身也有助于中国修正自身的产业结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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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涛/文王延春/编辑

在根据301条款进行了为期七个月的贸易调查后，3月22日，特朗普总统正式签署备忘录，将对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这一清单可能囊括了包括航空航天、信息技术、高铁、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商品。

受此消息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再次陷入巨大的波动之中，VIX波动率指数22日当日上扬30.68%。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迅速降低，股票等权益类资产被大举卖出，道琼斯工业指数单日下跌2.93%，次日继续下跌1.77%，美股带动下全球权益市场“抛售潮”，A股同样在3月23日跳空低开，单日下跌3.39%。

事实上，贸易战只是中美大国之间博弈的缩影。相比20世纪其他大国博弈，中美的抗衡更加立体。但得益于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需求，中国在贸易战中的优势或许要强于20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同时，中国政府近年来布局的一带一路战略将有助于解决贸易战带来的压力。

长期看，在美国越来越强势的外部压力下，中国政府更需要保持清醒，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和开放的步伐，这种压力可能反而成为契机，并最终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的复兴，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特朗普总统的相关贸易制裁来势汹汹，令全球市场的投资者感到措手不及，但这次的贸易战并不是一次“黑天鹅”，而是一头典型的“灰犀牛”。

特朗普总统对于贸易保护注意的偏好从选举开始已经显露无疑，无论是竞选过程中不断抛出的“调查中国倾销”、“对中国征收45%关税”等言论，还是组阁过程中对于Robert Lighthizer等对华强硬派官员的重用，都透露出对华贸易制裁明显的信号。

而无论是美国1月对进口大型家用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征收保护性关税，还是3月初宣布的将对钢铁和铝分别追加征收25％、10％的关税，都表明贸易战山雨欲来，特别是对于钢铁和铝的追加关税同时，美国还宣布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韩国和巴西将获得临时豁免，对于中国的针对性已经非常明显。

贸易战只是美国对中国“修昔底德式遏制”的在经济领域的缩影。不能孤立地看待贸易战本身，而需要结合一些近期美国政府透露出的政治信号看。

12月18日，特朗普总统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而在战略报告的演说中，特朗普直接将中国和俄罗斯称为“修正主义大国”，并定义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将，这一演讲已经完全具备了等同于丘吉尔1946年“铁幕演说”的杀伤力。而此后的3月16日特朗普更是签署了鼓励美国和台湾地区派遣高级官员互访的《台湾旅行法》，在“一个中国”问题上不断挑战北京的底线。

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双重施压都意味着美国已经主动挑起了和中国的对抗赛，虽然有乐观的观察者认为，短期的一系列表现实际上都是特朗普总统为赢得18年下半年中期选举而兑现自己的选举承诺，名为“贸易战”，实则是“选票战”。但从长期的视角看，只是又一个“修昔底德陷阱”。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提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这一论断也被后人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即在国际政治中，当一个新兴的大国崛起后，必然会威胁到原有在位的大国，进而最终引发战争。

纵观20世纪，德国在欧洲对于传统强国英国的挑战、日本在亚洲对于原有秩序的挑战，都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实例，并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即使在二战之后，世界总体进入和平阶段，也存在“修昔底德式”的对抗，日本经济在70年代之后快速崛起，在贸易关系特别是汽车等行业上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最终导致了两国前后绵延数十年的贸易战，并最终间接导致了日本经济一蹶不振。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并不断向美国靠拢，美国自然而然地将中国作为下一个“假想敌”。但事实上，中国如果真的要实现经济崛起，或早或晚都将面临目前在位的全球经济领导者——美国的压制，这种新时代的“修昔底德式”遏制不可避免。

更重要的是，回顾美国在二战之后国际政治中的表现，同苏联的政治军事对抗与同日本的贸易摩擦是两次比较重要的“修昔底德式”对抗赛，和苏联的对抗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而和日本的对抗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

相比这两次大的对抗赛，中美之间的抗衡将会更加持久，也更加立体，预计将是经济、政治领域全方位的博弈，投资者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中国会否步日本后尘？

美日的贸易战可能是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贸易摩擦，这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自70年代一直持续到90年代，80年代是美日贸易冲突的集中爆发期，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次典型的“修昔底德式”遏制。

二战后日本经济不断崛起，直逼美国，特别是在70年代-80年代，而这一时期也正是贸易战的高潮期。此后美国通过政治压力强迫日本在钢铁、家电、汽车、半导体等行业通过出口自主限制等方式打压了日本的贸易优势，1985年9月更是通过广场协议彻底削弱了日本相对于美国的贸易竞争力。9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停滞不前，而美国受益于科技繁荣，两国经济差距越来越大，贸易战也随之宣告结束。

图表1：90年代中后期，日本和美国经济差距拉大，贸易战结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借鉴日本的经验，更不难理解为何美国会在此时挑起贸易战。如果我们将美元计价的经济总量计算比值，日本与美国的经济总量之比在1980年代基本在40-50%，而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60%，无怪乎美国开始担忧中国的经济势力崛起。

图表2：中美经济总量之比已经超越了日美贸易战时期的数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日本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9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贸易战是间接推手。

那么中国会否步日本的后尘？对于这一点不需特别担心，相比于日本，中国在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

更加平等的谈判地位。

日美和中美的对抗赛本质上机理不同，二战后，日本对美国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依附，因而在经济谈判上也存在天然弱势，从美日当年的谈判过程看，多数领域的谈判都以日本作出让步，进行出口的自主限制告终。中国和美国的对抗赛本质上是大国博弈，处于相对平等的谈判桌两侧。

更弱的贸易依存度。

虽然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总量之比已经超过贸易战时期的日本，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要远弱于当时的日本，目前对美出口占到中国总出口比例的19%，而1980年代巅峰时期对美出口曾经占到日本总出口的39%，即使现在，日本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也高于中国。

图表3：即使现在，日本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也高于中国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日本财务省

更广阔的国内需求作为经济根基。

同“贸易立国”的日本不同，作为大国的中国，经济结构更加均衡，出口占GDP的比例已经从2006年左右的约35%的高位，下降到2016年的18.7%，相较日本，中国拥有更广阔的国内需求作为经济根基，而近年来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也更加稳健。

图表4：中国出口占GDP比例已经从35.2%下降到18.7%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此外，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将有助于中国开拓新的贸易伙伴，从而减少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造成的影响，从而走出“修昔底德陷阱”造成的困局。根据一带一路贸易额指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相比2015年提升了25-30%。

图表5：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相比2015年提升了25-30%

资料来源：Wind

长期影响：“打铁还需自身硬”

中国有句老话，叫“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意指好事和坏事可以相互转化，如果从长期视角考察贸易战的影响，可能正印证了这个道理，对于中国而言，虽然是威胁，但可能更是真正实现经济复兴的契机。

既然“修昔底德式”的困境在所难免，中国就需要正视，来自外部的压力越大，政策制定者越需要清醒自己的认知，在关键的一攻一守上慎之又慎。

从日本的案例看，最终将日本经济推入“失去的二十年”的核心因素并不是贸易战本身，而是日本政府在贸易战中受挫，为提振经济、创造需求而在国内施行的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过度的放水最终导致了资产泡沫的膨胀，而货币收紧直接刺破了泡沫，并带来整体经济的崩盘。

因此，中国政府要保持足够的政策定力，不能因为来自外部的压力而轻易放弃近年来的改革和转型，更不能重蹈日本的覆辙，走刺激和放水的老路。

2018年对于中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年，可以说，过去中国经济的腾飞，核心是得益于改革和开放的政策。在这样一个年份遭遇贸易战，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也需要重新回到“改革与开放”这剂良药上寻找应对之策。

对内，中国应当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在2015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时，更应继续坚定不移地去杠杆和化解风险，避免发生日本这样的货币政策大的失误。

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思路在于调整国内的产业结构布局，在外部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中国反而应当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加大对于高端制造、新能源等代表未来方向的新经济产业的扶持力度，特别重要的是，中国需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以彻底摆脱对于欧美在核心技术上的依赖，即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

对外，虽然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卷土重来，中国反而不应当闭关锁国。

有的观点认为，面对美国的贸易战，中国可以打同样的牌，例如在飞机、大豆等进口领域制裁美国，但这实在是下下策，例如如果中国真的在农产品领域制裁美国，必定会推升全球范围内的农产品价格，进而推升通胀水平，而中国当前的杠杆率水平并没有完全降下来，如果类似上世纪80年代的高通胀年代重演，对于中国弊大于益。相反地，中国反而应该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力度，一方面能够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态度，另一方面，扩大开放本身也有助于中国修正自身的产业结构缺陷。

借用索罗斯对于贸易战的观点：“作为美国的盟友，他们看到的将是一个变化无常的美国，甚至是不按照世界已有游戏规则来进行的公平贸易，特朗普起的作用甚至会超过中国人自己，他将帮助中国将成为世界新领袖。”如果应对得当，中国或许真的能够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真正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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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长江商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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