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演员简·方达:有害的并非“男性”，而是“男子气概” 简·方达（JaneFo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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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开始：

简·方达（JaneFonda）有位著名的演员父亲，母亲则在她年幼时自杀身亡。她度过艰难的童年时光，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并找到更大的人生目标，成为反战和女权主义社会活动家。她在20世纪70年代荣获两次奥斯卡。80年代，她成为一名健身专家，90年代专注于非营利工作。2005年她重回大荧幕，出演了奈飞的电视剧《同妻俱乐部》（Grace and Frankie）。

HBR：你小时候就读的学校是女权主义者艾玛·威拉德（Emma Willard）建立的。这段经历以及威拉德女士的榜样力量是否影响了你的人生选择？

方达

：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都很高，在这样一所女子高中度过四年时间，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想，这段经历真的帮助我度过了人生中的艰难时光。

HBR：

方达这个姓氏在早期对你来说是帮助还是阻碍？

方达

：

最初10年我在加州，学校里其他孩子的父母也从事娱乐业——制片人、导演、工作室老板或电影摄像。所以我父亲是演员这件事并不出奇。这很正常，大家也没觉得怎么样。我10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东海岸，人们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对待我，这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出身的确有些特殊，也让我感到不太自在。

有人想和我成为朋友，因为我父亲是亨利·方达，有人不喜欢我，也因为我父亲是亨利·方达。这件事有好有坏。我做了演员后，出身是一种优势，这点毋庸置疑。如果我只是个普通女演员，大家不会这么关注我。

而

从内心来讲，我希望自己凭本事获得角色，而不是靠父亲的名声。

所以我加倍努力工作。我每周上四节课，而不是一节，这样大家就不会说我只是业余玩票。但因为我当时接到的角色，被限制在一种类型中：邻家乖乖女。所以当我有机会去法国和雷奈·克莱门特（Rene Clement）拍电影时，我意识到这是摆脱父亲影子的好机会，于是迫不及待地抓住了它。

HBR：为什么你选择做演员，之后又去做了社会活动家？

方达

：

我做演员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我做秘书被解雇了，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表演教练）说我有表演天赋，而我需要赚钱谋生。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这只是一份工作。

我到30岁才开始做社会活动家。当时全球发生了很多事，而我恰巧怀孕了，这会让女性变得像海绵一样非常容易感知周围发生的事情。那段时间，我意识到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想参与到呼吁结束战争的工作中。当时我住在法国，跟罗杰·瓦迪姆（Roger Vadim）结了婚，有个小女儿，我抛下这一切，到美国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

HBR：你在职业生涯中，有没有遭到过性别歧视？

方达

：

我的薪酬没有同组男主演高。别人对我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貌，这让我在很长时间感到非常不舒服。

那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在当时的电影业界，对女性的物化和性别歧视随处可见。你对此感到无能为力，只能接受现实。

有导演对我性骚扰，说和他上床才能得到角色，我只觉得好笑。直到后来美国的女性运动崛起，这一切才有所改观。

HBR：你怎么选项目？

方达

：

最初我能接到工作就很开心了。我对自己缺乏信心。和我同时期出道的演员有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我记得当时他在好莱坞说：“我只和这几位导演合作。”我心想，我永远也做不到这样。有人愿意和我工作就够幸运了。“不”这个词不在我的词汇表里。

我花了60年时间才意识到，说“不”并不需要解释。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经纪公司，也不知道怎么选择和判断，有人给我角色我就接。也正因为这样，那时我并不开心。大概33岁的时候，我的工作已经偏重社会活动了，我决定彻底离开这个娱乐业。

那时我在底特律和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人一起学习组织活动，我和一位黑人律师朋友肯·考科瑞尔（Ken Cockrel）说：“我想离开好莱坞。我不喜欢接到的角色，想全职做一名组织者。”他说：“千万不要！社会运动有很多组织者，却没有多少电影明星。你要继续演戏，在这个职业上多花些心思。这也是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运动。”

那时起，我决定开始自己制作电影，第一部是《荣归》（Coming Home）。我也真正从工作中找到了快乐。

HBR：在艰难时刻，你如何做到有韧性？

方达

：

我认为，有没有韧性是天生的。在童年时期，我本可能陷入深渊，但我的韧性像雷达一样一直在寻找转机，留意所有爱我或者能够教我一些东西的人。有韧性的人能够将伤口变为宝剑和犁头。他们将成为最强大和健壮的勇士，并一直具备这种特质。上帝会在我们的伤痕处现身，而不是在我们获得奖项和欢呼声中出现。

这么说有点一概而论，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女性更有韧性，男性更脆弱。

HBR：战争往往源于脆弱……

方达

：

从全球来讲，在当下的文化中，“男性”并没有害，但是男性的社会表现，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男子气概”的东西则有害。

除非我们能够改变这点，否则人类这个种族将灭绝。这不是夸张的修辞，事实如此。地球正在被毁灭，就是这个原因。

并非男性本质邪恶，而是他们必须要不断证明自己。

我最初意识到这点，是看到五角大楼公开的越战秘件，之后看了多丽丝·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撰写的关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传记：当时总统和幕僚都知道美国无法获胜，但越南战争仍然继续下去，原因之一是，男人们觉得那时撤兵是缺乏男子气概的行为。这点让我非常触动，永远也忘不了。我开玩笑说，这是“早泄”问题。而这正是症结所在。

HBR：你最欣赏哪些演员？

方达

：

我认为有一批女演员可谓才华横溢：梅丽尔·斯特里普（ Meryl Streep）、安妮特·贝宁（Annette Bening）和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

还有很多演员我也很欣赏，但让我折服于这几位演员的是她们将角色和自己融为一体的能力。她们已经不是在演戏，而是成为了那个角色。

HBR：这也是李·斯特拉斯伯格教的……

方达

：

还有很多其他老师也教过这个！桑迪·梅斯纳（Sandy Meisner）、尤塔·哈根（Uta Hagen）和斯特拉·阿德勒（Stella Adler），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多老师用不同方式，传授演员进入角色的技巧。

HBR：你扮演的哪个角色最令你自豪？

方达

：

《柳巷芳草》（Klute）中的布雷·丹尼尔斯，还有《制作玩偶的女人》（The Dollmaker）中的格蒂·纳威斯，我也因为这部戏获得了艾美奖。纳威斯是一位乡下女人，和我自己毫无相似之处。我在进入她的生活时费了很大劲。对此我感到非常非常骄傲，《柳巷芳草》也是这样。

HBR：和我讲讲你成立的两个机构：女性媒体研究中心（The Women’s Media Center）和乔治亚州青少年权利与潜能运动（The Georgia Campaign forAdolescent Power & Potential）。

方达

：

我和其他人一起成立了女性媒体研究中心，目的是增强女性在媒体中的声音。电影、杂志、书籍、电视和诗歌帮助塑造我们的觉知和自我意识。

如果人类声音缺失了一部分，女性的声音遭到打压，大家都会受影响。

如果我们无法得知故事的全貌，又该如何理解身处的世界和对错，又如何将其变得更好？女性看待事物的角度有别于男性。事物对男女的影响也不同。女性对很多事情的应对方式都有别于男性，例如战争、饥荒、破产和健康。缺少我们的声音，将是巨大的缺口。

你去电影院看电影，发现大屏幕上从未出现过自己的故事，从未出现你的担忧和信念，于是你会感到无力，觉得自己没那么重要。

所以我们觉得改变这点很关键，美国现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事。

我在1995年开始了乔治亚州青少年权利与潜能运动。我们现在知道，青春期是人生中独特的发展阶段，对成年后的生活很关键。现在我们这里有男孩也有女孩。对于他们来说，了解自己的身体如何工作，以及如何保护自己远离疾病和伤害非常重要。他们必须明白，自己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身体。针对性别、感官和情感关系的态度常令人困惑，因为美国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一个清教徒国家。例如，我们会从道德角度而非“健康”角度来看待青少年怀孕问题，这糟透了。

HBR：有没有一件事，是你一直想做还没做的？

方达

：

我想建造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小屋。想养鸡，我超喜欢鸡，还有兔子、狗，我想安静地生活，在高山上，树木环绕。虽然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写作才华，但我想要写一本有意义的书，也是我的最后一本书。

加布里埃尔·约瑟夫-戴塞斯（Gabriel Joseph-Dezaize） |访

加布里埃尔·约瑟夫-戴塞斯是《哈佛商业评论》法国版总编辑。

牛文静|译蒋荟蓉|校万艳|编辑

《哈佛商业评论·跨界人生》编辑｜周强qiangzhou@hbr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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