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金融开放的策略性推进目前政府推动力度比较大的是金融服务业

外资金融机构正“跑步”进入中国市场。

5月10日，据中国证监会宣布，摩根大通经纪（香港）有限公司提交有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的申请材料，拟持股51%。5月8日，野村控股株式会社提交拟持股51%的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申请。5月2日，瑞士银行有限公司拟将持有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比例从24.99%增至51%，实现对瑞银证券的绝对控股，证监会官网“行政许可及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服务中心”的“审批进度”中关于“瑞银证券股权变更”的申请，状态显示为“已获受理”，这表明该公司变更实际控制人的申请已获证监会受理，进入审批程序。

而这一切，得益于4月28日，证监会公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允许外资持股比例最高可达51%，同时宣布“即日起，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可根据该办法和服务指南的要求，向证监会提交变更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设立合资证券公司的申请材料”。

下一轮的金融开放节奏加快

金融开放政策如火如荼。

有外媒认为，一系列的开放政策是中国被迫应对中美贸易战的一种方式，4月份外交部回应称，“中方宣布扩大开放的有关重大举措与当前中美贸易冲突无关。了解中国政府运作的人都知道，出台这么多重大决策必定要反复酝酿、深思熟虑、周密安排，不可能短时间内作出决定。”而去年的十九大报告和今年的政府报告也对下一步的对外开放政策作了相关部署。

其实早在2017年，由中国金融40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牵头的《径山报告》中的综合报告已明确指出，“目前中国金融开放的程度不但明显之后于实体经济，也大大落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并提出三条理由支持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开放，该报告于2017年年初就已正式启动。

对于金融开放的目标模式和路径，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径山报告》的序言中指出，中国金融开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

可明显看出的是，目前政府推动力度比较大的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特别是外资持股及中外市场方面。截止到2018年5月份，三大行业开放路线如下：

银

行

业

时间

政策

主要亮点

2018.02

《关于修改<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决定》

外资业务准入限制放宽；完善外资法人银行投资设立、入股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规定；取消中国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限制，内外一视同仁。

2017.11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国新办吹风会上的表述

2017.07

《关于修改<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决定》

2017.03

《关于外资银行开展部分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证

券

业

2018.04

《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

合资证券公司业务放开；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投资比例限制全部放宽至51%；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2018.03

《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017.12

证监会开展H股上市公司“全流通”试点

2017.11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国新办吹风会上的表述

2017.01

首家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通过基金业协会登记

保

险

业

2018.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外国保险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方法》等修改

优化外资经营环境；三年后单个或多个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五年后不受限制。

2017.11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国新办吹风会上的表述

2017.07

原保监会副主席、现银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表述

（来源：金融界、财新网、公开资料整理）

据悉，2018年年底，还将落实的开放举措包括：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再设上限；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不再对合资券商的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须开设两年代表处的要求。此外，争取于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

而针对资本项目的开放，余永定在序言中也指出，“亮出一份资本项目（或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的时间表是不明智的，当一个国家仍然存在产权保护欠缺、政企关系不正常、税赋过重、汇率缺乏弹性等大量结构性和制度性扭曲的时候，即便拥有大量外汇储备，这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抗冲击能力也是脆弱的。放弃资本管制就使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暴露在大规模资本外流冲击的威胁之下。经济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无人知道何时大规模资本外流的压力会突然上升。”

5月6日，黄益平在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上接受采访时提到，“过去我们认为资本项目要全部开放，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但这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全球危机以来我们碰到的问题：短期资本跨境资本流动太频繁，太激烈的话，它可能会影响金融稳定。”

黄益平进一步给出了更详细的说明：在开放的过程当中，第一要考虑国内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是不是足够稳健，是否能够承受资本的大进大出，从时间和秩序上需要有一个新的安排。第二更重要的是，作为长期持续性机制，需要建立宏观审慎的监管框架，资本进出应该得到鼓励，尤其下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那么资本的进出其实是必要条件；但在资本进出的同时，怎么样才能防范金融风险的大幅度上升，甚至引发金融危机，需要对资本的进出有一些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比如说可以用外在负债率的监管，或者是用托宾税，就是资本进来出去会收一个微小的税收，这对于长期投资来说，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是每天来回累计起来，成本也比较高，一定意义上来说，遏制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

国内资本竞争与外资良性进入模式

月11日，央行行长易纲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分论坛时，宣布了11项中国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措施和以及推行的时间表，令市场震惊。有部分机构认为，这是放“狼”进入中国市场的表现，如何应对大幅度放开外资准入限制对金融市场以及内地企业产生风险和不稳定因素？

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当时中国政府承诺五年内逐步向外商开放中国金融市场，有论调称“狼来了”。黄益平及同事当时分析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最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形，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外资银行会把中国银行冲垮，而是外资银行在国内开展业务会面临各种困难。十几年的发展，也的确是外资未占据显著优势，甚至在国内开展业务举步维艰。

2006年底，银监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允许外资行申请将分行转为在中国注册的法人银行，放开准入限制，并实行与中资银行统一监管标准。随着上述条例的推进，外资行法人化改制迅速推进。据国际金融报报道，截止2007年底，外资行法人机构总行29家，法人机构分行及附属机构达到125家。外资行总资产突破万亿元，达到1.25万亿元，同比增长34.98%，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为2.38%。

但外资行在国内的发展仅仅是昙花一现，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外资行的发展走上了下坡路，资产比重呈下降趋势。据银监会数据统计，2015年，外资行总资产比重下滑至1.38%。最新的案例是花旗银行将广发银行20%的股权转给中国人寿，澳新银行将上海农商行 20%股权转给中国远洋和宝山钢铁。

不仅如此，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发展也不甚乐观。在保险业，外资资产占比从2005年达到8.9%的峰值以后逐步降到2016年的5.6%；在证券业，目前严格意义的外资参股（非港澳台）证券公司只有9家，且外资券商业务全牌照一直未完全放开。

黄益平分析，实际上这是外资进入很多新兴市场会碰到的问题，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市场开放以后，外资可以进来从事业务，但金融是一个受到高度监管的行业，并不是打开门就什么都可以做，很多业务都是受到监管的。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其实外资进入后发现开展业务都比较难。第二是金融业需要网络来支撑的，尤其是商业银行，如果没有深入地方的分行，开展业务是很困难的。“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蛋糕上面的奶油舔一层，但你要把蛋糕吃掉是不可能的。”

《径山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金融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金融机构开放明显滞后国际水平，推进金融开放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是否对国内金融机构造成巨大冲击，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黄益平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太大。中国很多公司在世界上已经是重要性机构，具备一定竞争力，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引进外资本身就是促进竞争、提高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而国内的金融机构其实不用太担心。所有的金融机构到中国来办机构做业务，它就变成了中国的公司，只是外资持有股份。对于这类机构来说，中国的金融系统稳定是能够持续盈利的重要条件。“有人担心外资进来把中国市场搞坏了就走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应该很低，外资机构是看好中国的长期发展，希望到中国的市场来赚钱，因此中国的金融市场稳定也是他们所期望的。”

从监管的层面来讲，外资金融公司进入中国后，在中国注册，都要受到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即使是有风险，也是处于中国的监管之下。同时，对外开放带来先进公司治理和管理经验，对监管也提出更新的要求。

有意思的是，早在1997年，在郜若素和黄益平的一篇文章中已然提到，“可能会因中国的经济规模以及政治权重而引起一种所谓零和博弈的错误观念，这种错误观念若与抵制调整的阻力相互作用，那将会大大弱化制约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国际规则。世界对待中国贸易改革与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度基本上将决定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持其贸易扩张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国的这种增长中得益。”

该文章也提到，接纳中国作为强盛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过程中有一个主要危险，是世界其他经济对所面临的结构性调整有畏惧情绪，并因此试图控制他们与中国发生经济关联的程度和范围。中国与某些大国（尤其是美国）之间的政治竞争也可能会伤害他们的贸易关系。

作者介绍：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财经传媒专业梁银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