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下为少女自杀摇旗呐喊的人们起哄

起哄，这个现象自古有之，有时候因为场合和出发点不同时常被冠以不同评价；因为伴随群体氛围，个体责任心无限缩小，产生出了很多不计后果的疯狂作为。

假如你是为正义呐喊，我们会赞扬“浩然正气”，假如你是为私人恩怨发声，我们会说“扰乱秩序”。我们总说“邪不压正”，但是实用主义还创造出了“法不责众”一词供人参考。

发生在甘肃的事件，我不想落俗搭上鲁迅大谈“国民性”这么虚空的问题，我只想说这种群体心理是人类所共享的，只不过在不同文化中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我真正想说的是：社交网络给予了起哄者传播力，玩世不恭无共情能力的“观众”越来越多，我们足够重视这类事了？事件核心是花季少女冤屈，我们是不是该把视线分一下主次了？

为自杀者鼓掌，就是为凄凉的明天鼓掌

做一个有道德、有体面历史的人，是个体在社会中最基本的自我要求。在过去几年间，那些不可思议的民间互助行为，哪个没有摇摆，哪个没有遭受质疑，关于陌生人的遭遇，有些人被故事感动，有些人干脆质疑对方“道德有污点”。

这让我联想到这些起哄的人群，他们为了视觉情绪的变态愉悦感，摇旗呐喊、鼓掌跺脚，是否想过这些举动会带来什么后果？假若他们自己沦为社会上的无助者，别人只会嘲笑和旁观，没有人帮助他们时，会不会后悔？

他们/她们在朋友圈、短视频和微博平台直播着事件，叫嚣着：“老子晒了俩小时太阳，你却还不跳楼。”不知道红日青天在他们的心中代表什么，但是起码不是代表正义和公道，只有谈资和流量，别人的猎奇和“自己在现场见证的独特性”。

19岁的花季少女因为被教师猥亵自杀，他们一点都不关心，他们只是对血腥场面有所期待，散场后只有“嘿！我看见跳楼的了！脑浆迸裂……”这些话语，人命是玩笑和秀场。就像《黑镜》里“票选网民最讨厌的人被处刑一样”，没人觉得下一个是自己；就像《老炮儿》里市井小民劝人赶快自杀的人不如混子流氓一样，没人觉得城市里的陌生人跟自己有半毛钱关系。

曾经“小悦悦事件”引发过巨大效应，让我们大谈道德滑坡，我觉得不久的未来，这些人将不会“视而不见”，而是围观惨剧、制造惨剧。对于这类人来说，别人的痛苦迅速进入自己手机、成为视频、上传到群组和App，才是至关重要的，对方的死仅仅是人世无常剧情中的一声杂响，他们唯一的意义在于被发现，否则将不存在价值。

就算是同情，也仅仅是一刻的迷惘，很快就会被黑暗和笑声所掩盖，与周遭无二，开始为凄凉的明天鼓起掌来，这一刻，他们忘记了所有的秩序和历史。

花季少女口中的公道，似乎只有以死相换

新京报：2016年9月5日，李某奕在庆阳六中高三(二)班上学期间被班主任吴某厚猥亵；2017年5月，吴某厚因猥亵行为被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处罚；李某奕于2016年10月7日、12月6日、2017年5月24日、今年1月15日四次自杀未遂；对于本次事发当晚在现场起哄拍摄视频妨碍救援的人员，目前已有2人被行政拘留，24日又确定了6人，事件正进一步调查中。

事件仍处于调查中，加害者班主任吴某身上的故事一直未断，从报警到吴某被行政拘留十天，从受害者家属上诉到刑事立案，从检方撤诉到当地教育部门对吴某纪律处分，似乎没人重视过受害者本人的境遇。

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从新闻中看出她是辍学状态正在打工，多次自杀未遂，在控诉书中言辞决绝只求公道，说为何自己是受害者却没有人关心，学校本应是净土却让罪犯逍遥法外，自己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这让我想到了颇受争议的台湾女作家林奕自杀事件，当时一出现就扯上岛内局势关系和各种复杂利益的案件，让探讨风向偏离了本来的用意，辩护、解读和同情都变了味道。

虽然李某奕自杀事件距离案发时间很近，但是取证证实、一直推导到自杀这一整条链条，各方利益繁杂，还原一定会充满困难。假设说女孩没有撒谎，精神情况没有影响认知，那么当时取证的信息没能支撑诉求，这次也要打上问号。

无论有多大的杂音，一个能还原事实真相的调查能够让重要的细节水落石出，这是我们对一个生命应有的态度；而那些成就事件影响力的佐料，呐喊和鼓掌的人们，只不过是历史车轮下的一只无名鼠辈，嗷嗷叫过是其最大功绩，转回视线看值得看的事，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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