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乐队交响化刍议在“98全国当代民乐创作理论研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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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个前题

1. 界定题目。

什么是交响化？什么是交响性？诚然，我们更应注重实践，讨论切忌咬文嚼字，但事先弄清一些概念，界定讨论研究的主题并非无益。

依我看，“交响化”是指乐队而言，“交响性”是指作品而言。交响性的作品，一般以其重大的主题、深刻的思想、恢宏的结构、立体的织体、全面的技术等区别于室内乐及其他乐队小品；交响化的乐队则因其具备了多样音色、广阔音域、多种乐器的多种演奏功能、技巧等丰富的表现力，故而有足够的手段完成对交响性作品的演释（二度创作）。交响性的作品必须由交响化的乐队演奏，反过来，它又促进乐队的交响化，两者相依相存，互激互励。

到处乱贴“交响性”的标签诚非可取，但对已具有“交响性”的作品，不贴此签又取何签？！不顾一切主客观条件，孤立追求民族乐队交响化，固然不宜，但对已具有条件的几个大团（如中央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探索一下交响化，并非过也！

2. 摆正态度。

探讨“民族乐队交响化”这一课题，可谓“前无古人，今无洋人”！只有靠我们当代的中国人！因此，在踏入这一领域之时，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十分重要，我想有两点： ① 对于前人、他人、洋人，只要与这方面有关的实践经验，理论观点，都应掌握了解。信息越广、越灵越好，但一切都应经过自己的思考而不盲从，更不应慑于什么专家、权威，明知其谬误却还噤若寒蝉。同时，对于不同意见者要尊重、宽容；要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因为道路毕竟多样，大家都去探索实践，不必要也不可能划一。② 对于自己的探索，要满怀激情，充满信心，因为它是基于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传统的热爱，基于一种不可动摇的使命感——继承、发展、创造、建立中国民族乐派以贡献于全人类；它既是当前社会音乐生活的需要，也是中华音乐文化——乃至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同时，又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命题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我们眼前所做的一切，充其量也只能是为后人铺路，为历史加页；我们只想多做点实事，不想也不可能创造什么“方向”。

总之，不相信什么“救世主”，也不想当什么“救世主”。以强烈的使命感伴着一颗平常心，积极进取，多做实事地去探索民族乐队交响化，这就是我发言的立足点。

二、三个观点

我想集中谈三个问题。即：要不要交响化？能不能交响化？怎样交响化、现分别述之：

1. 民族乐队要不要交响化？

近年来，从一些报刊上、会议中常可看到听到，“民族乐队不必要搞什么交响化”“早已有了西方大交响乐队，还折腾什么民乐队交响化”等等。这种意见以1997年初在香港中乐团举行的“中乐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最为集中。我的看法是这一答案不应由少数权威、学者主观武断地作出，还得尊重客观现实。事实是怎样呢？沸腾火热的现实生活，奔腾前进的历史步伐；几千年的优秀文明传统又夹杂着愚昧落后，当代不断的种种超前又伴随着杂乱无序；时空交错，东西方撞击；艺术家的冲动激情，哲学家的冷静思考……一切的一切，反映到作曲家的头脑里，汇成了作曲家心中涌动的交响性乐思。当作曲家的目光选中了民族乐队作为这种乐思的载体时，民族乐队交响化就不是谁允许与否的问题，而是势在必行了！同时，作为这一载体的民族乐队，为了达到作曲家交响性乐思的表述要求，在“运载”过程中，在指挥家、演奏家通力合作下，势必对载体本身的各个方面不断改造、丰富、完善、突破……如此，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一次次地努力合作，螺旋上升式地循环往返，民族乐队交响化就不是什么纸上谈兵的学术论证，而早已是活生生的客体存在了。刘文金的《长城随想》，关乃忠的《拉萨行》、我的《塔克拉玛干掠影》、唐建平的《后土》等交响性作品的成功演奏都证明了我上述论点。

2. 民族乐队能不能交响化？

细细想来，这种对民族乐队的虚无主义态度，并非仅仅是认识上的偏差，而实在是一种心理——一种长期被大欧洲中心主义征服的奴化心理。这个词也许过于刺耳。然而事实正是遗憾地无法回避。

众所周知，我国近代专业音乐是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以欧洲为中心的德奥学派专业音乐理论之输入而发展起来的。以后，在20世纪中叶，又一次输入的苏俄学派，实质上仍是大欧洲中心德奥学派理论的翻版。应该指出，这两次输入对于培养训练、建立发展我国专业音乐队伍，起着不可磨灭的决定性作用。对之丝毫也不应低估。但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在这种以大欧洲中心为唯一正统的专业音乐教育理论、体系培育下成长的音乐家们，都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影响，普遍具有盲目崇拜西方音乐、不同程度轻视本民族传统的心理，它表现在我们队伍中的各个方面：学西乐表演的虽口头缄默，但从情感上认为民族器乐不科学；学民乐演奏的自己就觉得低人一等；学作曲的宁愿苦学西方各时期不同流派的作曲技法也不肯步入民乐创作；学理论的以知道西方十五六世纪某个“冷门”作曲家为知识渊博，而不以还弄不清朱载堉是谁为耻……上述情况足以说明，轻视民乐的心理普遍存在于我们的专业队伍之中。这里，我还得声明两点：第一，我从来不认为没有必要去学习西方专业理论、表演技巧。第二，随着世界在变（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上述现象也在迅速减少。但是，应该说，西方大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至今仍或多或少在桎梏我们的心理，影响我们的视野。问题更加棘手的是，许多持有这种心态的音乐家，其实也很爱国，专业上也非常刻苦上进，不少还都相当有成就，然而他们都不能（或缺少）自觉地从那培养其专业技能的神圣西方大欧洲中心主义殿堂的精神桎梏中“跳”出来，“回归”到我们这块可爱的华夏“乐土”中，充满感情地学习、继承、探究、开拓这一块本应属于我们自己、当然也属于全人类的民族音乐处女地！这是一个悲剧！当然，这主要是历史造成的！但当外部条件都已变化之后，我们还在“原地不动”，又能怪谁呢？！

在廓清这种心理障碍之后，回过头来就能比较客观地探讨“能不能交响化”问题了。想象一下，当我们面对一支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近五十年发展而成的，具有吹管、弹拨、拉弦、打击四大声部包括了广阔音域、多种音色的、由六七十个经过音乐院校多年培养、具有扎实功底、娴熟技巧的民乐演奏家组成的大乐队，如果说它只能大齐奏或只能展现平面乐思，这是可信的吗？如果真的这支六七十人的大乐队换来的只是一个大齐奏，那么造成这么大的“浪费”又怪谁呢？能怪民乐队本身吗？！究其根本还是我们自己观念上的问题。

“民族乐队局限太大。”是的，我们不否认，民族乐队有其局限性。但世界上没有一个没有局限性的事物，民乐队如此，难道西方交响乐队又不是如此吗？！

“民族乐队音色不融合、不优美。”世上没有同一的审美尺度。且不说东西方美学观本身的巨大差异，就拿西方音乐本身，其古典乐派与现代乐派的美学尺度不也差之十万八千里吗？！切勿用西方美学眼光来衡量全然不同的东方民族乐队，更忌削足适履地把民族乐队原有的特点去适应（迁就）西方审美趣味。

“民族乐队不完善、不科学。”应该看到，世上从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事物。其实西方交响乐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从发生、发展至今一直是不断处在对各种乐器的吸收、试用、筛选、淘汰过程中，许多东方的乐器，特别是打击乐器，如玛林巴、中国大锣……都已固定在其乐队编制中。为什么我们不能容忍民族乐队同样有这样的过程呢？！至于“不科学”，确有一些律制的谋合、演奏法的提高等问题有待逐步解决，但也有不少是西方从来就鲜知的客观存在（如微分音线性进行的运用与演奏），重要的是要去研究、学习，而不是简单、轻率地说民乐“不科学”。

“民族乐队还是以演奏传统乐曲为宜。”这和我们讲的民族乐队交响化是互不矛盾的两个主题。正如和西方交响乐并存的有西方室内乐一样，我们也并非一提民族乐队交响化就否定了民族室内乐的探索，否定了传统吹打乐、丝弦乐的继承，这应该是容易理解的。

总之，在当今多元的世界，艺术多元亦很正常，关键还在于观念的改变。一是我们能真正摆脱了大欧洲中心主义的心理桎梏而进入到一个广阔的自由天地，充满热情地去探索民族乐队交响化这一生机勃勃的领地，必会取得一个个硕果！说到这里，结论不言而喻，民族乐队肯定能交响化！

在结束“能不能交响化”这个题目之前，我还必须指出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正面因素，那就是：经过这些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各个高等院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严格专业理论基础训练并掌握了高度娴熟演奏技巧的观念全新的青年乐手们，他们掌握了发展、解放、挖掘、丰富、开拓民族乐器表现力的最直接的主动权，这是一支实践民族乐队交响化的最有实力的主力军与最可靠的保证。记得1986年11月，我在听过中央民族乐团音乐会后写的一篇《振兴与反思》文章中就指出：“大批从专业院校毕业，经过严格、系统、全面专业训练的指挥人才、演奏人才源源不断地充实到各个乐团……演奏员素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样“振兴并发展我国自己的民族交响乐才有可能”！以后生动的实践，证实了我的看法。

3. 民族乐队怎样交响化？

在“要不要交响化”“能不能交响化”的认识解决之后，“怎样交响化”实际上已只是一个具体实践问题。其实，在这点上不必要有一个统一模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基于东方哲学、美学。我仅想从作曲角度，扼述一些体会：

① 虚与实。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具象描绘仍是民族音乐的重要表现方式，我们应当十分重视。但同时也要注意乐思的抽象性，它更适于交响化的特性。凭我的直感，东方的抽象似更近于人性的升华。“山在虚无缥缈间”，人情味足！

② 空与满。织体的写法勿过满。“大音希声”“此处无声胜有声”。空灵感、神秘感总是与东方魅力相联。织体形态宜多用线性，或线点结合，相对来说少用块状或和弦式进行。

③ 散与死板。乐曲结构（曲式）实际上是乐思发展的逻辑。东方美学在乐思发展上不同于西方的动机割裂、主题模进，似更自由连绵，注意气韵的连贯，形散神不散。“貌似无意实为有心”。充分注意存在于我国民间乐曲中的节拍与节奏（特别是打击乐），会给我们在“散”字上下功夫以极大的启发。

④ 分离与抱团。音色的分离是民族乐队一大特点。切勿被西方交响乐配器法的“抱团”观念所束缚。反之，要充分发挥音色分离的魅力，其实，它是“空”“散”“虚”最好的表现手段之一。“大珠小珠落玉盘”，颗颗分离，绝非一盘浆糊！更要充分注意民族打击乐器音色的巨大表现力。

常规演奏与特性演奏。拨、弹、挑、揉、抹等大量对单个音内涵的多侧面开掘的演奏法，是民族器乐演奏法传统的精华，我们不仅应积极保留，并可创造性地运用至大交响乐队之中。还应注意一些极有特性的手法（如线性微分音）的演奏，同时也应大胆创造一些新的特殊演奏法。

三、一点希望

民族乐队交响化乃一全新课题。我们无法从前人、洋人处找到模式。它需要我们长期实践、反复探索。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广阔的领域。

1996年12月，我在北京与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民族乐团及中央民族乐团合唱队举行了我的民族交响乐作品音乐会。1997年10月，我又在上海和上海民族乐团举行了我的另一场民族交响乐作品音乐会。两次合作都非常愉快，它使我有机会吸取更多的营养，也给了我更大的信心！而这次的创作理论研讨会，则使我有机会从更广的角度、更深的层面与同行们交流、切磋，确实从中获益匪浅。我深感，探索民族乐队交响化这一课题，绝非某几个人闭门造车可以达到，必须面向社会，通过实践，群策群力，共同前进。因此，我殷切期望以后有关方面能经常举办各种民族交响乐的音乐会、研讨会，甚至艺术节，以吸引、鼓舞更多的有志者来关注、参与、开拓、耕耘。

1998年10月28 日发言于青岛

1998年11月5 日整理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