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话历史」《青春之歌》作者与男主人公原型隐情探秘

_本文原题：《青春之歌》作者与男主人公原型隐情探秘
近现代史前沿
出处：《文史春秋》2008年第2期,老衲读史2公号。作者：孟红
【「孟话历史」《青春之歌》作者与男主人公原型隐情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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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青春之歌》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是现代著名女作家杨沫的一部成名作。它主要讲述的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影响和领导下，逐步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并不断改造思想、茁壮成长为立场坚定、追求真理、勇敢坚强的革命者的故事。它以独特的视角、以一个特殊群体为描述对象而绘出一幅革命斗争风云的精彩画卷。它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一二·九”时期的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成功地塑造了卢嘉川、江华、林红这几个共产党员的形象，也细腻地刻画出林道静、余永泽等知识分子典型代表。在文艺作品必须以工农兵为主角的潮流之中，这部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反映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清新秀气、脱颖而出、卓尔超群，使读者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耳目一新，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且得到了许多领导和专家的认可，产生了极大的反响。《青春之歌》成为建国后一部经典的长篇小说。由此成功拍摄的电影也蜚声海内外，成为我国上世纪50年代的一部经典影片。那么，创作《青春之歌》的杨沫塑造的两位男主人公卢嘉川、余永泽的原型是谁？她与他俩分别有着怎样的一段隐情呢？杨沫与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张中行， 1909年生，后来成为国内外颇有影响的著名学者、散文大家。他是从香河县东河屯镇走出来的武清人，原名叫张玄。 1935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天津中学、保定中学任教，后到北京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张中行先生治学61年，早年专于文史语言，后偏于人生哲学。在编著方面，曾主编《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合编《古代散文选》、《文学读本续编》及中学通用语文教材等。在著作方面，陆续出版有《张中行作品选》8卷，共406万字。张中行博学多识，造诣深厚，精通中国古典，熟谙西方哲学，纵观古今。他豁达大度，对事物的是非曲直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张中行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位农村女子订了婚，并于1927年17岁时正式结婚。他这位小脚妻子是个文盲，相貌平平、性格温顺。他在外地上学，仅仅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张中行的发妻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另有新欢（即与杨沫相爱），她也毫不计较。当上个世纪50年代末，杨沫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轰动一时的时候，有人认为小说借余永泽的形象影射张中行。著名演员谢芳演过电影《青春之歌》中的女主人公林道静后，也曾把张中行、杨沫比做影片中的余永泽和林道静。因为张中行是武清人，谢芳有一次到武清做客时，还自称是武清的“儿媳妇” 。后来，杨沫撰文批评张中行负心、落后、可憎，张中行则始终保持沉默。尤其是“文革”开始后，杨沫的单位北京市文联来外调，请张中行证明杨沫是“三反分子” ，希望他说杨沫的坏话。造反派还对他进行了威吓、辱骂，让他照他们的要求说。张中行写了一个材料，大概是说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真的相信她所信仰的东西，并有实现理想的魄力，且为之奋斗，比那些口头主义者好多了……落实政策后，杨沫了解了此情，激动地给张中行写去一封信，说：“想不到你还能为我说好话，对你的宽容公道表示感谢。 ”并让她与张中行所生的惟一的女儿，给张中行送去一张老照片以作永久的纪念。可见，张中行虽然很长时间受到了曲解与冲击，但是，他始终表现得坦诚、正直、大度。他淡泊致远，却刚正不阿、耿直倔强。杨沫于1995年去世时，张中行并没有前往参加追悼会。据悉，在遗体告别仪式的头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曾打电话给张中行，问其是否前来参加，张中行说不参加。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仪式后，张中行接到女儿来信，主旨是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张中行复信时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新世纪伊始，某采访人员在采访晚年的张中行时，话题中曾经不可避免地问起“在您23岁时和杨沫相识，然后相爱，后来同居，再后来分手。之后杨沫成了作家，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书中的余永泽据说有您的影子，您认为呢？”张中行睿智地回答说：“这你只能去问小说作者了，只有她最清楚。 ”张中行认为《青春之歌》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而不能入史部，小说是可以编造大小情节的。后来，有人曾告诉张中行，杨沫在追述往事之时，言及分手总暗示张中行负心、落后。张中行认为，认定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落后，是人各有道。张中行在后来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了，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 “道不同，不相为谋” 。当采访人员进一步问及他与杨沫感情方面的问题时，张中行直率地坦言：“这是个人私事，不能问。 ”采访人员还问到：“在您的一生中情感经历颇为复杂，据悉，你17岁时受父母之命在家乡便娶了一位妻子，好像还在一起生活过，她一直住在您家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去世，对于她您是否有话可说？”张中行说：“那是一个大变革时代，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婚姻状况都复杂。孙中山、蒋介石、鲁迅等都先有一妻，后来才找到如意伴侣。一个人从农村出来到一个开化的地方变化会很大，这是我们这代人婚姻方面共同的问题。 ”那么，在采访人员不止一次的探问之下，张中行仍三缄其口的与杨沫的感情经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杨沫出生于北京一户家境不错的人家。她的父亲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商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学校——北京新华大学并任校长，不久便发达起来，成为大地主。之后，却渐渐不管全家老小，而一心沉醉于声色犬马当中，随之家境便日渐衰落。杨沫的母亲因多年想管束丈夫放荡不羁的行为而经常吵闹，无心管教孩子们。 1928年，杨沫已经出落成一个青春妙龄的14岁少女。这年她考入北京西山温泉女中，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顿窘迫。她上初三这年，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杨沫的母亲打算把长女杨沫嫁给一个有钱的军官。由于那些争取婚姻自由的小说给了杨沫想不到的勇气和力量，为此，一向较为温顺的她竟然顶撞了母亲，表示坚决不从。母亲气愤之下，以不管饭费和学费来威胁，杨沫毫不屈服。这一时期，她还看了许多“五四”以来追求个性解放的中外书籍，进一步滋长了她追求爱情自由的叛逆意识。杨沫与母亲的抗争愈演愈烈，最后，她把心一横，偷偷跑到北戴河，去找在那里教书的哥哥杨成勋。他为争取自主婚姻，不惜与家庭决裂，远走高飞，杨沫把他当成了英雄。然而，杨成勋也自顾不暇，力量有限，根本无力帮助杨沫。他生活极其贫苦，时间一长兄妹二人产生了矛盾。杨沫痛苦之下，写信给同学们，让尽快帮忙找份工作。望眼欲穿盼回音的杨沫终于等来了一个消息，同学李绍强来信说工作问题有了希望。这位昔日在一起练武的师妹非常同情杨沫的处境，托自己的表哥帮忙。而这位表哥与当时刚刚考入北京大学的张中行认识，他便又托张中行帮忙，因为张中行的哥哥当时在河北省香河县立高小当校长。张中行此时也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当朋友请他帮忙时，他对抗婚的女中学生充满同情和好奇，爽快地答应见面谈一下。为此，杨沫就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与张中行见面交谈情况。第一次的相见给张中行留下了较好、较深的印象。在张中行的眼里，杨沫17岁的样子，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很清爽，是个有理想、不世俗、富于感情的女子。那时的张中行在北大读国文，知书达礼，满腹经纶。他与有文化的小自己5岁的杨沫聊天，自然比已结婚5年、岁数比自己大、彼此没话说的农村妻子有意思得多。两人谈得十分投机，相互印象都很不错，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不知不觉谈到了午饭时分。张中行热心地请杨沫与介绍人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饭店共进午餐。随后，张中行立即给他当校长的哥哥写去一封信，询问学校是否缺人；如若缺人，说自己认识一位合适的人选。这样，便将杨沫介绍给了哥哥。很快，收到哥哥的复信，说学校眼下还正需要教师。这下可让杨沫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告别无业无助的生活，自食其力了。 1931年9月初，杨沫跃跃欲试地准备动身去香河教书。出发前，张中行又与杨沫见了两次面。在他的寓所里书堆如山，令杨沫大开眼界，感叹张中行知识渊博、博古通今。更让杨沫感动和铭记心怀的是，在她走投无路、孤独无援的时候，是张中行挺身而出，帮助她找到了工作，解决了她的生计问题。与此同时，她发现虽然他身为北大的大学生，却毫不显露一点名牌大学生的架子，而是谦逊有礼；虽然肚子里很有学问，出口成章，却对女性相当尊重，绝不狎昵。于是，钦佩与爱慕之情在这位少女的心中油然而生。同样，在时间不长的几次接触畅谈中，张中行显然也喜欢上了清爽、热情的杨沫。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都依依不舍，表现出明显的相恋之情。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感情迅速升温。在杨沫到香河教书两个多月后，病重的母亲打听到她的下落，便托人力劝回京，并答应以后还供读书。得知母亲病重，杨沫急忙返回家中。因感情破裂，父亲与哥哥都未回家，家中只有杨沫与两个年幼的妹妹守着贫困垂危的母亲。但是，情窦初开的杨沫此时正与张中行坠入爱河，炽烈地热恋着，成天在公寓里厮守，你恩我爱，形影不离。杨沫这个从小缺少亲情温暖、日夜渴望爱抚的女子，现在为浓浓的爱所包围，天天都沉浸在甜蜜的愉悦里，她尝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的令她晕眩的幸福。张中行在杨沫的心目中，够得上是光芒四射了。他待人认真负责、有情有义，处事严谨厚道而有分寸，治学又勤奋多才……杨沫把一颗少女纯真的心完全地给了他，全身心地爱着他，爱得全然不顾其他。要知道，这是杨沫的第一次热恋，熊熊大火一旦燃烧起来，便势不可挡。很快，杨沫就怀孕了。当杨沫把这一消息告诉张中行时，令她始料不及且大失所望的是，张中行竟然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愁眉不展，根本没有表现出常人所惯有的那种喜悦与激动。这让杨沫十分困惑与吃惊，随之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她顿时感觉像一下子跌入了冰冷的低谷似的。杨沫是个感情火热、细腻而敏感的人，她认为自己怀孕后，张中行明显地与自己疏远了。她又是一个好强的人，负气之下，便不再去找张中行。也是祸不单行。年底，杨沫的母亲撒手人寰，随之，这个家也散了。迫于生计，三姐妹各奔东西。 1932年夏天，杨沫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张中行的住处附近，租了间房子等待临产。张中行还常常来看她。然而，两个人的感情上已经产生了一些隔膜，失去了往日的亲密，只有相对无言了。最后，杨沫决定到妹妹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来。临走时，张中行也没有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一个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然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杨沫生下了张中行的儿子。生下孩子12天后，杨沫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里。儿子留给奶妈照看。不久，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其实，他还真对杨沫有感情，毕竟她年轻有活力、长得模样周正，又有文化，他农村出身的妻子自然相形见绌。至于不想要孩子，其中有他自己不同的观念和想法，有他难言的苦衷。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地爱着他，就原谅了他。从此，即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杨沫给张中行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但是，受过文化教育的杨沫并不甘心做一个全职太太整天窝在家里。据张中行在他的《流年碎影》一书中回忆说：杨沫“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 ，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 ，以期宁静而致远。 ”那个时候，张中行还只是求学的一介书生，杨沫又没有工作，这个小家庭得完全仰仗张中行一个人的生活费来勉强度日。因此，他们的日子清苦得很。一天上午，白杨来看杨沫。小夫妻俩的屋子里特别寒冷，窗台上的水杯里都结了冰碴。已经是10点多了，却还没有生火取暖。屋里没装烟筒，仅有的一个做饭用的小煤球炉还是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人在屋里不敢脱衣服，还冻得哆哆嗦嗦。白杨一脸惊诧和同情地问：“这样冷，你们怎么能住？”杨沫说：“每天上午10来点钟生火做饭，到下午吃完晚饭灭火，烧了七八个钟头，屋里挺暖和的。晚上进了被窝，有厚被子，再怎么冷也不怕。 ”白杨还发现饭柜里除了一点咸菜外，什么吃的也没有。又问：“你吃些什么菜呢？”杨沫说：“每天有肉有菜。 ”白杨说：“大姐，你别开玩笑了。 ”杨沫说：“每天买一毛钱的猪肉，再加上半棵白菜，这不是有肉有菜了吗？”杨沫的生活如此清贫，着实令白杨大吃了一惊。好在她随后知道姐姐的精神生活还是很丰富充实的，这才稍稍放下些心来。张中行一肚子学问，精通古书，他隔三差五地给杨沫写诗词，让杨沫感受到了一种高雅的情趣，这样多少弥补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譬如，有这么一首张中行写给杨沫的诗：“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 ”含蓄地抒发了他对杨沫的一片痴情。在这段时间内，这种爱让童年不幸的杨沫感到了莫大的满足与愉快。杨沫与张中行日复一日过着琐碎平淡的北京小市民的普通生活。直到1933年的除夕夜，她的人生忽然间有了一个大的转折。 1933年春节前夕，张中行一人回到香河与父母团圆去了，留下杨沫一人在京。除夕这天，白杨邀请杨沫去她那儿欢聚。杨沫来到白杨在宣武门的住处后，见到了一批进步青年，如后来的新四军文艺干部许晴，《解放军文艺》总编辑、老共产党员宋之的，云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陆万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老党员邸力等等。正是这次偶然的见面，改变了杨沫的一生。这些人大都是左联领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之一苞莉苞剧社的成员。他们聚在一起，关心国家大事，对现实不满。畅谈当前民族的危机，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局的反动腐败，共产党的主张等等，而不是谈论什么吃喝玩乐、男欢女爱、穿着打扮、文物古籍和赚钱发财之类。他们在一宿的玩乐与闲聊中，有说有笑，手舞足蹈，喜怒哀乐尽情表现，充满着青春的朝气。杨沫置身其中，大受感染，耳目一新。她觉得他们与张中行完全不同，自己与他们更能谈得来。闲谈中，有人给杨沫推荐了几本进步书籍。聚会后的第二天，陆万美还给杨沫送去了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这些进步青年一接触，杨沫就被他们迷住了。他们个个都那么有思想、有理想，忧国忧民，不畏强权，不怕坐牢，好像有一股清新的风向她迎面吹来。而回到家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己的家是那么阴暗冰冷。张中行整天埋头钻研于线装书堆中，两耳不闻天下事。 “九·一八”事变后爱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国家危亡在即，但是，张中行却无动于衷，依然仅专注于自己的学问，对时局安危漠不关心，称得上一个十足的书虫。杨沫就有所不同了，她在家里贪婪地读着那些进步书籍，对共产党、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等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也正是她找不到工作、穷苦寂寞和渴望革命的现状，使她极其容易地接受了这些革命道理。更何况，在那些新朋友的介绍下，她还陆续阅读了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她后来说：“这几本书对我影响最大并促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接受了新思想、新朋友熏陶的杨沫感觉与张中行的差异越来越大。他是个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重研究轻实践，重东方轻西方。他崇拜胡适，喜欢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不喜欢谈主义。杨沫接触了马列主义新学说后，觉得很时新和现代，特别好奇和神往。而张中行却看不惯，认为是西方来的，背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对国民党不满，但对共产党也敬而远之，总是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杨沫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只想杨沫本分老实地做一个纯粹的贤妻良母。他虽也是个青年，却少激情，安于现状，循规蹈矩，一门心思读书与过小日子。然而，杨沫却是那种不甘平庸、渴望动荡、渴望干出一番事业的女性。她有激情，爱幻想，看了革命的书就想参加革命，正如童年看了武侠小说就想当侠客一样。斗转星移。杨沫在与张中行平淡无奇的生活中，随着整天围着锅台转、为柴米油盐琐事的费心操劳，情绪烦躁起来，两人的摩擦有增无减，不断吵架。这正像后来她在一份材料中所说：“张中行在我和他一起生活的5年（1932-—1936）中，并没有参加国民党或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当时，他是个不问政治，一心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 1933年后，我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因为我们思想有了分歧，我们不断吵架， 1936年终于和他脱离了关系。 ”1933年到1936年，渴望革命的杨沫一直希望能找到共产党。但那时共产党还是秘密组织，即使真的共产党员也不公开承认。有时候，杨沫也想与张中行谈论国家大事，可是话不投机。张中行几次提醒她说：“少看赤色书刊，太危险。不要跟共产党掺和，当心坐牢。 ”然而，杨沫继续我行我素，只是不再与他谈政治，自己去找什么朋友，也不敢告诉他，两人的感情裂痕越来越大。张中行尽管对杨沫有些不满，但还是深爱着她的。一次，杨沫到滦平县办事，因吉鸿昌将军在长城一带抗日，交通阻断，一时间回不到北平。张中行急坏了，寝食难安，形瘦容悴，还写出一篇情深义重的散文，登在报上，寄托自己的思念。杨沫返回后，很受感劫。但是，杨沫仍然为自己的处境很苦闷，为此曾经向白杨坦陈心迹。白杨劝她与张中行坚决分手算了，她说：“这老夫子有什么可爱的？何况他家中还有老婆。 ”杨沫内心很矛盾，因为张中行在她陷入绝境时帮助了她。白杨劝说：“他成天钻在古书里，整个一个书虫，还带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老学究的样子，要是我的话早与他分手了。 ”白杨的话在杨沫的心里慢慢激起了共鸣。 1936年春，当张中行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时，他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可是，杨沫仍然不愿靠张中行养活，想出去工作。经过努力，张中行作出让步，杨沫再次来到香河县立小学教书。在这里，她遇见了男教员（共产党员）马建民，寻党心切的她与他交往逐渐多了起来。这一切引起了张一真（张中行的哥哥，时任香河县教育局长）的怀疑，便写信向张中行告了密。不久，张中行突然从天津来到香河，坚决要求杨沫辞职跟他一起回天津去。张中行的说法是，他收到在香河小学任教的一位朋友的信，说杨沫与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如若还想保全家庭，最好把杨沫接回天津。张中行听从了这位朋友的话，先是写信，后又是亲赴香河劝说。杨沫觉得好不容易有个工作，还未干上两个月就回去，决意不从。但张中行苦口婆心地劝说，说他挣的钱足够两个人花，何必非要辛苦工作而两地分居？在张中行兄弟二人的压力下，杨沫只得随张中行回到了天津。杨沫回去后仍然暗暗与马建民通信联络着。张中行发现后勃然大怒，平时文质彬彬的他一脚踢翻了火炉上的蒸锅，弄得满屋子蒸气弥漫。杨沫一气之下，立即向同学借了几块钱，返回北平哥哥家。谁知没过几天，张中行又追到北京，哀求杨沫跟他回家，杨沫心一软，又随他返回了天津。此时，杨沫虽然怀上了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但她越来越无法忍受这种学究妻子和围着锅台转的生活。终于， 1936年6月的一天，她偷跑回北京，并给张中行写信要求断绝关系。不久，杨沫就与马建民结了婚，并于11月，生下了她与张中行的孩子，是个女儿。杨沫与马建民将她抚养长大。建国后，张中行与杨沫见过面，与杨沫相比，他的境遇差了很多。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职员，一个月仅拿几十元的工资；杨沫算是老干部，要比他多两三倍。幸好他在政治上还可称得上是平安无事的，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到了1958年。杨沫在《青春之歌》中以张中行为原型创作的余永泽，随着各种形式的文艺载体的传播，家喻户晓。张中行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无形中，张中行被杨沫的《青春之歌》搞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来。其实，真实的他要比书中的余永泽好得多。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也从不乱揭发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尽管杨沫在书中塑造的以他为原型的余永泽虚构了一些他所没有的毛病，丑化了他，让他背上了落后分子的帽子，但他对杨沫的评价却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无半句怨言。甚至别人在一旁都看不下去了，好心劝说他写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反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张中行尽管学识渊博，业务能力强，然而，由于社会大气候（特别是政治因素，学术政策、体制和机制使然）及自身曲高和寡等种种原因，却长期不受重用。运动一来，他率先受审查。 “文化大革命”中他曾经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期间，遭到三次批斗。一次是因挑水把水桶掉到井里，没有捞上来，说他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另一次是因为晚上看彗星，被认为是想变天；还有一次是因书写唐诗宋词，而不钻研红宝书。之后他又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饱尝了世间炎凉。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张行仍旧毫无名气，未能受到公正的待遇。但是，张中行却始终没有指责过杨沫一句，每每对人提起杨沫时，他总是说：“那时候，杨沫比我进步，比我革命。 ”晚年，张中行曾经私下向某编辑表示：“余永泽把我的缺点扩大了，我虽然不接近共产党，但我对国民党也不满，也批评，也不参加它的什么活动。所以解放后，在镇反、肃反中我并没有被抓起来，否则，我可能就挨整得很惨了。 ”杨沫与卢嘉川的原型路扬路扬， 1917年生，原名路天庚，河北省临城县石城村人。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投笔从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历任冀西先遣支队第二团政治处主任，冀西先遣支队政治科科长，冀中十分区第二十七团总支书记，十分区政治部教育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前线报社》社长等职。参加过河北安次县调和头战斗、十分区神堂战斗、辛戊战斗和百团大战。当杨沫还未认识马建民时，就曾与路扬相识，并有过一段比较亲密的友谊。但是，后来不知什么缘故，他们分手了。几年后，在炮火连天的抗日根据地，两人重逢时，杨沫已经嫁给了马建民，而路扬仍旧孑然一身。杨沫对路扬有些愧疚，路扬也很痛苦。以后两人有机会碰巧又工作在了一起，随即发展了一段感情，但最后又因为路扬离队治病产生了误会……大约在1941年左右，冀中十分区根据地沦为敌占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自然陷入了非常艰难困苦的境地。但即使这样，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干部战士依然想方设法团结和发动广大群众顽强抗日。在这种极其艰苦的生活和残酷斗争的双重摧残下，杨沫病倒了。杨沫只好随卫生部来到铁路西的后方医院治病。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病情稍微有所好转，杨沫便急着想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与同志们并肩战斗在一起。然而由于敌人戒备森严，多层封锁，她显然已经回不去了，只得来到十分区政治部宣传科路扬的手下，当起一名小报编辑。当时，杨沫病得不轻，患了疟疾，总打摆子。每天或隔一天身上就一阵阵的先冷后热，难受得她总要缩在老乡的炕上低声呻吟。工作部门发给同志们的晚饭一般是一个玉米饼子。同志们给她送来饭时，她没有胃口吃，就拿饼子换房东大娘的小米粥喝。谁知换了几次之后，被有的同志发现并反映到领导干部那里，说她娇气，不珍惜宝贵的粮食。在那样一个革命至上的年月，一个衰弱的病人用玉米饼跟老乡换碗小米稀饭喝，竟然也会招来某些非议。杨沫得知后，心里十分难过，可又不便说什么。路扬知道这件事后，悄悄来安慰杨沫，表示了难得的春风送暖般的同志关怀。他向杨沫解释说：“由于敌人的‘三光政策’ ，边区生活很苦，粮食十分紧张，大家都吃不饱。一个饼子对常常挨饿的男同志是什么分量，你一个女同志可能想像不出，所以同志们对你的不满是很自然的……”路扬恳切理解而入情入理的一席话，说得杨沫心悦诚服。自此，杨沫对路扬有了好感，觉得这位比自己还小3岁的顶头上司真能干，说起话干起事还挺一套一套的。那时，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也由于斗争环境的艰险困难，杨沫与丈夫马建民各自专注于党的工作，几乎一直是两地分居，感情上不免出现了问题。杨沫觉得丈夫待自己不像刚开始时那么好了，加之两人性格等方面越来越多的不合和极少沟通，多日不见面，见了也不冷不热的。而在一起工作的路扬虽然比她小，却很有修养，性格温和细致，对杨沫较为体贴入微。当然，这段含有某些爱情成分的友情，中间也曾经出现过一些曲折与误解，让杨沫痛心过，也让路扬怀恋并痛苦过。路扬曾经送给杨沫一本《鲁迅选集》。在那样一个极其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战争年代，她一直将这本书视为珍贵之物带在身边。即便是1943年春天左右，在爬封锁沟、涉大清河的时候，杨沫宁肯舍掉其他物件，也要带着这本书。从1943年到1945年整整两年，一直带着它东奔西跑。 1945年春天，遭遇敌人铁壁合围的紧急时刻，杨沫把它收藏在新城县东照村一位姓杨的村长家中。可惜由于村子发大水，这本书就再也没能找到了。 1942年春，杨沫听说路扬私自脱离部队，到敌占区去了。从这天起，杨沫一想起这个朋友，就感到惭愧，不愿意再回想，并驱逐了过去对他的好感。后来，经过整风运动的洗礼，杨沫对此事做了公开的检查，彻底消灭了对他的那种感情。 1949年2月，杨沫在石家庄一家医院看病时，无意中巧遇6年不见的路扬。当晚，路扬就急切地找到杨沫，解释了他们之间过去的误会。原来事情的真相竟然是这样的——他说他并不是私自去敌占区，而是因为患病，刘秉彦司令员批准他去治病的。病好些后，组织上就让他和刘民英一起在保定地区工作了。原本经过整风运动后，杨沫已经消除了对路扬的感情。而始料不及的是，二人这次意外的重逢不可避免地再次提及这个事情。他还情绪激动地说，为了心中已有的杨沫， 1942年他拒绝了别人对他表白的爱意。前两年，因为婚姻问题的刺激，他随便找了一个老婆，没当回事，结果在党校整风时，别人批评他对婚姻问题不严肃。接下来，路扬告诉杨沫说，他目前一个人在石家庄看病，遇见了她非常高兴，并表示想和她重修旧好。杨沫内心矛盾极了。她虽然被路扬这么多年来一直怀恋她的感情所感动，也为现任丈夫马建民对她冷漠、夫妻感情淡化所不满，但是，考虑到眼下自己已经是一位有4个孩子的母亲了，已经有过与张中行合合离离的痛苦经历，思来想去，理智还是战胜了感情冲动，她坚决地拒绝了路扬的要求，害怕自己重蹈过去痛苦之覆辙。路扬最后失望地走了。后来杨沫才知道，解放战争时期，路扬历任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军区三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十九兵团六十三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在清风店和石家庄两大战役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政治工作的才能，对保障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好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路扬先后任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十九兵团六十三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1952年因成绩突出，荣获志愿军总部的嘉奖。 1951年9月，在杨沫开始构思、动笔写作《青春之歌》的日子里，意外地收到了久已中断了联系的抗日战友路扬的信。这封信来得真是时候，像雪中送炭，唤起了她心中这段美好经历的回忆。这为她构思与写作眼下的小说大大助了一臂之力。她的思维更加活跃起来，人物刻画找到了更好的影子。因为，用杨沫的话来说，当时27岁的杨沫与24岁的路扬之间有过一段罗曼蒂克的美好友情。这封突然而至的路扬写于7月份的信，使杨沫惊喜不已。路扬在信中说，他现在随十九兵团到了朝鲜战场，利用战余时间写信，对祖国人民很是怀念。杨沫慎重考虑了一番是否给他回信，后来觉得他是多年的老战友，又远在朝鲜战场，随时有可能牺牲，就回了一封信。 10月，当她开始正式写作《烧不尽的野火》（即《青春之歌》）时，收到了路扬的回信。这才知道他在十九兵团任宣传部部长，之前曾在六十三军当了几个月的政治部主任。这封信，又引起了杨沫深深的思索。路扬对她的感情让她惴惴不安，自己已经有丈夫和孩子了，虽然夫妻感情不是很融洽，但路扬的这种感情没有多少希望，只会让自己陷入无穷的痛苦之中。阴差阳错，他们不可能在一起了。然而，她忽然掠过一个念头，虽然和他的关系不能“死灰复燃” ，但可以把他写进自己的书中，让他永远活着。她激动地对自己说：对，在小说中写出这个人物，把他高尚的革命品质、出生入死的感人事迹表现出来。顺便也写出他对自己经受了长期考验的感情。爱幻想的杨沫认为，在朝鲜前线的路扬这么惦念她，与丈夫马建民对她漠不关心的态度恰巧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眼下可以借助这部小说，将她与路扬以往曲折所积蓄的感情风暴渲泄于其中，这多少给了她一些欣慰与满足。杨沫与路扬的情谊，中间疏远了很多年，当时又似乎在她心中的某个角落里恢复起来。杨沫的思绪时不时会飘到遥远的异域战场，设身处地想像着路扬的艰险遭遇：他正在朝鲜和美帝国主义打仗，他会牺牲吗？他现在正干什么呢？他的个人问题怎么解决？……鉴于现实生活中绝对感情上的不可能性，也为了免除双方不必要的感情纠缠及造成不良影响，杨沫本想与路扬一刀两断，不再联系。可是，又考虑到他在前线出生入死，很希望能看到自己的信，为此，出于对前线志愿军的关心和支持，杨沫与路扬继续通信并给予他朋友的关怀与鼓励。于是，在小说中，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杨沫用最真挚的感情虚构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卢嘉川。这个人物后来读者普遍反映写得不错，塑造得很成功。其实，这正是杨沫与路扬的这段友谊兼恋情故事的美化与完善，因真情实感隐于其中，所以才会那么打动人心。 1953年10月至1961年2月，路扬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他协助肖向荣主任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和军委领导交付的各项任务，得到了周恩来、彭德怀、黄克诚和粟裕等领导同志的称赞，之后调国防科委任副主任兼秘书长。 1955年，路扬被授予大校军衔， 1961年晋升为少将。 1964年8月，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路扬又调回军委办公厅任副主任、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他的处境极其困难，但是仍然冒着巨大风险，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许多特殊的任务。 1967年的时候，路扬处境还算不错。自从原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被打倒之后，路扬由第一副主任升任主任。他的大名在报纸上频频出现。他利用掌管京西宾馆和总参五所的权力，把这两个地方变成了掩护老干部的坚强据点。当他获知《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在河北被打成反党分子的消息后，冒着危险坚持让冯志夫妇躲藏在自己家里。随着造反派通缉冯志规模的升级，冯志担心连累战友，执意要回去。路扬竭力挽留，冯志不听，结果回保定不久后就被整死了。然而，好景不长。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路扬受到牵连，遭到林彪一伙的打击迫害。他军委办公厅主任一职随即被撤，降职到河南省军区任政委，控制使用。 1972年又被江青诬陷入狱。原来，这年2月，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江青突然对纪登奎说：“路扬去哪儿了？这是个坏人。 ”于是，路扬立即被抓，秘密关押在北京，关押了近7年之久。期间，有一次，路扬被审了几天几夜，面对连轴转的审问，他半醒半昏、神智恍惚，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即使这样不堪忍受，但为了避免泄露机密，影响首长们与同志们的安危，他果断地咬破了自己的舌头，满嘴直流鲜血。从而严守了党和国家的机密，表现了宁死不屈的精神。当时，正大张旗鼓地清查林彪死党，显然是把路扬当成了林彪线上的人，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其实，他成了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到了1974年7月， ※※※主席亲自批准给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而路扬却依旧被关押着。粉碎“四人帮”后也未能放出来，一直拖到1978年10月，在老首长杨得志和叶剑英的干预之下，路扬才获得了自由。整整被关了6年8个月。路扬，这位冀中军区远近闻名的“才子” ，在当时极端困难和复杂的境地中，不惜个人蒙冤多年，不惜咬烂自己的舌头，以命抗争，死死保护了大量机密。真不愧是《青春之歌》中卢嘉川的原型。 “文化大革命”中，杨沫也因《青春之歌》遭到批判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她与路扬完全断绝了来往，直到1978年才恢复联系。这时候，她才知道了路扬在“文革”中的遭遇，但仍极少再与他联络。 1983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为路扬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离职休养。 1990午夏天，杨沫再次巧遇了路扬。那是杨沫去参加一次会议时在人民大会堂西门内看见他的。至此，他们已经有十余年未曾来往。这次相会使杨沫万分感慨。她发现路扬比较精神，也不怎么显老，而且，路扬依然大度热诚，对她嘘寒问暖的，并未因她曾经责备过他而计较什么。路扬还热情地为她介绍了当年晋察冀的老领导杨成武。这次的相逢，给杨沫更深的感触，她想：人总是有感情的，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了一条缝，以往融洽相处的许多美好回忆就涌上了心头，而客观原因多于主观原因造成的那些不愉快成分便抹掉了不少。 2001年6月6日，路扬因病逝世，享年84岁。分页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