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唐代“盗贼”的迷茫：失去土地的均田农户，该何去何从？

长安城外，一群闲人正在围着"官示榜"议论纷纷，人群中不时传来一两声惊叹。刚刚在长安城打探完消息的我，站在人群中，望着官示榜上的几张通缉令，伸手将帽沿压到最低，默默的退出了人群。
您猜得没错，我就是官府通缉令上的"盗贼" ，眼下我的画像就赫然贴在城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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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的情况
我并不是生来就是盗贼。虽然我没有什么文化，家境也很普通，但我也知道当盗贼是玷污祖宗的事情，要不是没办法，谁愿意走这条路啊！
我是河北邢台人，这里在春秋时期属于赵国，赵国的武灵王就是在我的家乡大朝五日，发布胡服骑射的国策，在全国开始了影响深远的"胡服骑射" 。当时赵国与北方少数民族长期作战，民风尚武，少数民族那种彪悍之气渐渐带入到我们燕赵大地。
我们燕赵大地，也是中国"侠"文化的发源地。侠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理想，一种饱含着梦幻与荣光的意志，无论于理是合是悖，无论于法是反是违，侠永远固执著心中不变的追求。而这追求，是在呼天不灵时的替天行道，是在叫地不应时的代地执法，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在执法不公正时，在合情不合理时，侠者蓦然回首、横空出世，代行着公平执法、救难救急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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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文化经过魏晋至隋这数百年乱世的发展，到我们大唐时再次迎来一个高峰。我的家乡就涌现过"车中女子"、潘戾、皇甫将军等侠客，他们劫富济贫，扬善惩恶，使得很多乡里子弟以他们为偶像，以成为"侠盗"为荣。我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所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加入了盗贼的行列。
二、我为什么要当盗贼
我大唐在历史上占有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我朝定鼎之初，颁布《唐律令》，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完善的税收制度，赋役比较轻，人口不断增长，政府仓禀库藏充实，社会和谐融乐。
我朝太宗皇帝用"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方略治国，提倡重农务本，务使"家给人足" ，采取了一系列"劝课农桑"、"不夺农时"、"抚民以静"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得国家繁荣富强，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也蒸蒸日上。尤其是在当今明皇登基之初，赋税均平，采轻徭省赋，放宽庸调的完税期限，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得"四方丰稔，百姓殷富" ，国力空前强盛，创造了"开元盛世"的鼎盛局面。我朝诗人杜甫有"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之诗，说的就是这一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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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普通的均田农户，是唐王朝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所谓"国计军防,并仰丁口" 。但自永徽以来，均田制日趋废坏，王公贵族们强占良田之风越演越烈，许多均田农户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开始破产，成为破产流亡的"逃户" 。中书舍人韦嗣立曾向皇帝上疏说:"今天下户口 ,亡逃过半 ,租调既减, 国用不足 " ，均田农户经济的破产流亡及其雇农化、佃农化已相当严重 ,威胁到了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我朝均田农户作为均田制下的个体小生产农户，授田普遍不足。连位于关中平原的三辅之地，也是"萌庶孔殷，丁壮受田，罕能充足。所以水旱之岁，家室未丰" ，更不要提我们这些饱受战火的燕赵百姓了。这种情况在我朝初年，吏治清明的情况下，还并不突出；然自天宝以来，政治腐败和吏治贪残越来越严重，均田农户只得被腐败黑手宰割， "剥夺既深, 人不勘命, 百姓失业 ,因即逃亡 " 。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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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以后，我朝开疆拓土，边事增多，赋役更加繁重。最为严重的是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造反，战火连结，我大唐"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 。我们邢台原来有四万余户，贼来之后烧杀抢掠，活命者不满四千，更是无力负担赋税，不得不成为逃亡的流民。正如我朝监察御史韩琬说的那样："流离之人，顾不得已也。然以军机屡兴，赋敛重数，上下逼促，因为流民" 。
成为流民的乡亲，要么潜藏山泽，逃入深山大泽地区，到王朝控制力较弱的地区从事艰辛的垦荒生产；要么成为社会上层贵富集团田庄的雇农或佃农，任由他们剥削压迫。其中的青壮年也有不少和我一样，逃亡山林，成为"盗贼" ，进行武装反抗。就目前来说，东都洛阳至淮、泗， "多有盗贼 " 。这里面的大部分人原来都是良民，只是生活所迫， "无所控诉，只得相聚为盗" 。
三、长安地区的治安管理
我所在的盗伙，活跃在长安附近地区。这里原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聚集了无数达官贵人、官僚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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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里主管治安的最高长官原为雍州牧，后改为京兆尹。缉捕盗贼是京兆尹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所以他们镇压我们的手段也极为严厉。
自神龙年间起，京兆尹府便规定在府界内捕捉到的强盗，只要查获的赃物达到绢三匹的标准，便可以处以极刑。如果不满三匹，可按情节处以杖刑或者徒刑。重要的是，从天宝五年起，这种判决就不需要上报朝廷，也不需要皇帝的批复。因为玄宗皇帝认为京兆尹"京邑浩穰，庶务烦剧，若一罪一刑，动须覆奏，不惟惧于留狱，实亦烦于圣览" 。而且三辅之地，肃清盗贼尤其重要，所以给了京兆尹极大的自主权。
长安城除了京兆尹府外，还有禁卫军系统也负责抓捕我们。宿卫京师的禁卫军是左、右金吾卫，有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 "掌宫中及京师昼夜巡警之法" 。相对于京兆尹，金吾卫的权力更大。他们只要证据确凿，便可当街处死盗贼，连审问都免了。前些年京中有恶少横行，不把京兆尹卢立徇放在眼里，被金吾卫大将军杜中立抓了个现行。杜将军二话不说， "立锤死" ，吓得再也无人敢在长安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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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吾卫是皇帝的近宿，也是皇帝的亲信，非皇帝信任者不足以担任金吾将军一职。所以杜中立才有底气不经审理，当街处死犯法之人，想借此震慑我们这种人。
长安城中除了上述的两个衙门之外，还有巡街使衙门，分察六街徼巡。抓捕盗贼也是他们的工作职责之一，而且后来渐渐取代了金吾卫的维护长安稳定的工作，使金吾卫能专心负责保卫皇帝。安史之乱后，街使的治安管理权力又渐渐移交给了神策军，神策军有自己的监狱，专门关押盗贼和不法人员，只要落入神策军手中，必然会受尽拷打，有钱人还能用钱赎命，没钱的绝对的九死一生。
长安之外的各个地方州县，由刺史主管全面治安，法曹和司法参军负责具体的缉捕盗贼工作；县里则由县令和县尉主管治安。由于法曹和司法参军的工作性质很重要，他们的任免权在中央政府，地方长官无权对他们自行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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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伙伴长期在京城边的万年县为盗，有一次失手被万年县令李令质抓住了。我这个伙伴的姐姐是个妓女，认识驸马韦氛，便求驸马爷搭救弟弟。但李令质根本不买驸马的面子，而且在皇帝面前还告了驸马一状，说"臣不惧势，但申陛下法，死无所恨" ，还是处死了我的伙伴，将其首级悬挂在长安闹市，吓得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去长安做案。
四、唐朝对盗贼的处罚规定
我朝有一部《唐律疏议》，其中有七篇《贼盗律》，就是针对我们所设。上面规定："诸强盗，不得财徒二年，一尺徒三年，二匹加一等；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其持杖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五匹，绞；伤人者，斩" 。
我朝对强盗的处罚比偷盗者要重得多。对强盗的处罚依据盗取财物的价值定罪，价值越高，处罚越重。上述《贼盗律》便详细列举了盗取不同物品的量刑标准。如果手拿凶器进行盗抢，那性质就比较恶劣，处罚最为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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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这种团伙的盗贼，政府认为人多多，危害大，甚至威胁到他们的统治，所以处罚尤重。只要是达到五人以上，持械盗抢者，就比照谋逆罪进行处罚，所有被捕者都会被斩首，家里的财产也要没收，父亲和儿子也要流三千里，妻子女儿没官入乐籍，可以说是"一人犯罪，全家遭殃" 。
虽然太宗时期法律比较宽松，一年处决的犯人不超过百人；但到了我们天宝年间，社会动荡，矛盾尖锐，统治者认为"禁严则盗贼屏息，闾里皆安。政缓则攘窃盗行，平人受弊" ，所以用严刑峻法来对待我们，动不动就是杀头绞首。
就在前不久，魏州有一伙盗贼被当地的刺史抓获。这伙人中有几个武艺高强，能引弓二百四十斤，刺史爱惜人才，想把他们招入军营效力，但司法参军刘颇坚决反对。刘颇说"将有爱憎而法不一，虽韩、彭不能为理" ，意思是这些人就算有韩信和彭越（二人都是西汉名将）的本领，也不能法外施恩，不顾法律的严肃性，因此这几位兄弟还是被杀掉了，真的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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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唐朝的止盗措施
官府也知道，光靠杀是杀不绝盗贼的，还得要疏和堵。为了不让我们到处流窜，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将户籍分成团貌、手实、计账和户籍四个程序，详细登记每户人数和人员的年龄、相貌，严格管控百姓迁移，加强对百姓的人身控制。
大唐律法规定，民众的迁徙，只能从人多地少的地区迁往人少地多的地区，从役轻的地区迁往役重的地区，从无军府的地区迁往有军府的地区，从边远地区迁往内地，绝不允许逆向迁徙。
前些年，玄宗皇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括户工作，检括出了数十万流动人口。政府对这些人大多数遣送回原籍，少部分就地落籍。但这个行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的生计问题，所以检括之后不久，流民又渐渐蚁聚，户口流散现象又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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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控制人口流散，我朝还通过给外出的百姓发放"过所凭证" ，在重要的关隘和路口进行检查，想控制民众的流动。城市中还设置了夜禁制度，天黑便关闭城门，早上再打开，也是想防范和限制我们的活动。分页标题
对于盗贼中的大团伙，政府不惜运用军队进行围剿。像我经常活动的长安附近地区，金吾卫也会时常出动，对我们进行抓捕和围剿。但天不灭曹，由于金吾卫每次出去，都要京兆府向其支付费用，不给钱就上京兆府衙门闹事，所以双方经常闹矛盾；加上金吾卫也不愿意将我们全部剿光，这样以后就没有财源了，大家心照不宣之下，也给我们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其实我们不怕官军围剿，因为我们目标小，灵活性强，官军来我们就转移，加上官军内部不团结，所以围剿对我们的影响不是很大。对我们队伍影响最大的东西您猜是什么？是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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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东传后，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至我朝已大盛，在百姓中信徒众多。就是我们盗贼里面，信佛的人也占了很大比例。朝廷多次说过："释教惩恶劝善，以齐死生，美利天下" ，特别是社会秩序混乱的乱世，佛教在感化民众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佛教中的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的思想，让不少我的同行们发生了转变，让他们接受了现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去"修来生" 。这一点我是很反对的，但是佛教真的改变了许多盗贼的人生，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六、我的未来在哪里
未来何去何从，我也很迷惘。我做盗贼也是生活所迫，并不是天生的坏人。我也想弃暗投明，弃恶从善，做一个良民。但是我位于家乡的田地已被那些节度使和官老爷所占，我如果回乡，何以为生？
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民有八苦: 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暴政、重税、苛捐加速了社会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社会缺乏公平与正义，激化了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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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府号召我们回原籍做个安分守己的良民，但是王公、富豪之家等对土地"恣行吞并, 莫惧章程 "的恶性侵夺，勋亲贵戚、豪强巨绅更是目无王法纲纪，横行不法，大施聚敛，公开掠夺贫民的田地资产，致使均田制下的小农大批大批失去土地，造成了大批像我这样的均田农户经济破产，也使得政府挽救均田农户经济政策措施最终难以成功。
【「」一个唐代“盗贼”的迷茫：失去土地的均田农户，该何去何从？】亲爱的读者朋友，你们说，我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