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民国时期永远不能翻案的人汪精卫|蒋介石|陈

导语：
1949年以后，国民党败走台湾岛，海峡两岸对诸多历史问题观点不一致。但是整个民国到新中国成立这个期间有一个历史人物的历史定位，双方都保持了高度的共识，一致的认为这个人是个大汉奸卖国贼，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就是这样一个中华民族的罪人，他的夫人陈璧君从1945年开始，从法庭到监狱，一直在为汪精卫翻案，可以说整整用了接近十年的时间，知道陈璧君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狱里。仍旧无法洗脱汪精卫的罪名。1945年，国民党还都南京，第一件事就是挖了汪精卫的坟墓，将其焚尸灭迹。而作为整个民国时期第一批的革命者，最早跟随孙中山先生拯救中华民族的革命志士，最后落了个尸骨无存，这个结果固然让人唏嘘。如果说汪精卫的一生还能给后人留下什么积极作用的话，那就应该是当能力配不上的野心的时候，需要向下扎根，而不是拔苗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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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
汪精卫的一盘好棋。
汪精卫的前半生，号称道德完人，作为中国革命先驱者说他是第一批革命烈士一点都不过分。1910年，汪精卫代表同盟会，刺杀清政府摄政王载沣，没有刺杀成功，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监狱里的汪精卫留下了两句口口相传的诗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马上在中国出了名。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被迫释放政治犯，汪精卫死里逃生，重获自由。
重获自由的汪精卫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欣赏， 1921年任职广东革命政府高级顾问，教育会会长。第二年，就职国民党本部参议。在国民党一大中，被孙中山先生指定为大会主要的主要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来出任了宣传部部长。可以说孙中山先生最信任的人之一，孙中山先生离世后，廖、胡、汪成为了国民党的三巨头。廖因为是左派，得不到右派的支持，胡因为平定“刘杨叛乱”不力，也得不到部分元老的支持，加之个人人格缺陷，也逐渐淡出政治舞台。而汪精卫在三人中脱颖而出，为人谦和，长期调和左右两派的斗争，左派支持、右派又不敌对。顺理成章得走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央，成为来了革命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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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民国初期，汪精卫的功劳不可否认，作为宣传部长和《民报》的撰稿人，点燃了中华大地上的革命热情、刺杀摄政王震慑清政府、在南洋各地组织募款保障革命的补给、还参加的国民党的筹备工作。在汪精卫如日中天的时候，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仅仅是一个黄埔军校的校长和军事委员之一，可以说只是比普通军人高一个档次，跟汪精卫完全无法比肩。可是十几年之后，蒋介石成为了国民党的一把手，而汪精卫却屈居人下，只能当一个副职。这十几年发生了很多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指向了汪精卫作为一个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无能和软弱。
不成熟的政治家
汪伪政府的三号人物“周佛海”在私下评价汪精卫：王先生一生无一定之主张，善变且不果断，非常容易情绪化。这是汪精卫自己部下的对他评价。我们纵观汪精卫的整个政治生涯，他走的每一步都被他易碎的自尊心控制着，在国民政府和共产政府的对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当时在国民政府中，反共或者连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态度，蒋介石和汪精卫的不同之处在于蒋介石反共时意志非常坚决，在西安事变之后又坚决转弯联共抗日。但是汪精卫完全相反，他的态度非常情绪化，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发动反革命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而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自诩为孙中山先生的嫡传弟子，执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工农的政策，告诉蒋介石：“我不能反共，谁反共谁就是反革命。”但是后来汪精卫反共反得比蒋介石政府更加激烈，甚至西安事变以后全国抗日的时候汪精卫都还在大肆反对共产党人，这一切的原因居然来自于一张小小的纸条。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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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
当时共产党的国际联络人罗易，在1927年国民党反动军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罗易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俄国共产党领袖斯大林，斯大林远在天边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就随手下了一道指令，被称为“五月紧急指示” 。指示中指出：没收土地，组建农民军队，就地成立革命法庭，审判反动军官。这道指令在当时的中国，是完全不可能执行。罗易把指令带给时任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陈独秀先生的时候，被陈独秀先生当场回绝，不予执行。但是鬼使神差的罗易，拿着这份指令找到汪精卫。汪精卫的情绪一下就上头了，汪精卫的联俄联共只是能够容纳共产党而已，而共产党居然要成立军队来审判国民党的军官，于是痛下决心跟共产党翻脸，自此以后汪精卫对共产党的态度比蒋介石更为强烈，屠杀共产党比蒋介石公家残忍，那句有名的“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纵一个。”就出自汪精卫的嘴里。抛开反共正确与否不谈，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汪精卫的行为完全没有考虑自己当下的立场，朝令夕改，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就马上走到立场的对立面。这就是汪精卫，一个被情绪所控制的不成熟政治家。
一生玻璃心的男人
在汪精卫的身上，我们能观察到早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缺陷，就是平时抱有一个宏大的人生理想，但是这个理想一旦受挫就会产生一种幻灭感。这种幻灭感是非常可怕的，他会让人走上两条极端的路线，一条是孤身犯险，孤注一掷，第二条就是一走了之，不闻不问。汪精卫的前半生就选择了一走了之。
我们能看到汪精卫的一生几次遇到政治斗争，他的选择都是下野，都是出国刘洋。在一个日本旅行的中国学者在书中描述汪精卫是一个没有权利欲望的人，因为他一旦遇到政治斗争就选择退让。但事实是这样吗？汪精卫的整个政治生涯都被强烈政治欲望和斗争后的挫败感所支配。辛亥革命掀起了新中国进程的第一步，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就马上会成为一个祥和且积极向前的世界吗？当然不可能了，理想是需要一步步去实现的，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伟人都是在当下情况下一步步去克服当前的困难然后用一生去串联成一个伟大的成就，曾国藩、李鸿章、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甚至包括前半生的袁世凯，但是汪精卫却完全没有这种理念，初入民国，百废待兴，很多国人都还在吃不起饭的状态。汪精卫看到革命后这个世界还是没有改变，玻璃心碎了一地，就撂挑子走人了。从1912年到1917年都自己跑去法国呆着。说汪精卫没有政治欲望是假，说汪精卫有极强的政治欲望但是能力又达不到，这中间产生的幻灭感，让他选择逃避这种说法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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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
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先斩后奏扣押共产党人，无视当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长的汪精卫。让汪精卫意识到：“蒋介石这样的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他，这不是造反吗？”于是发动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但是由于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特殊地位，让这两位迟迟不肯对蒋介石出手，让汪精卫十分难堪。优秀的政治家，在这个时候都是寻找办法突破瓶颈，解决僵局。但是汪精卫选择的是马上就称病辞职。简单的说就是撂挑子不干了。这样的事情在汪精卫身上发生很多次。1927年，共产党在广州利用实际发动“广州起义” ，汪精卫受到国民党各派的指责，于是宣布引退，悄悄出国。1932年，汪精卫发表全国通电，让张学良的军队进入热河，张学良拒绝，在同年十月，汪精卫又称病赶赴德国。从1912年到1937年，不算他称病去香港，就光是引退到法国，就去了六次。其实当时汪精卫在国民党的威望是非常高的，在他跟蒋介石闹矛盾的期间，国民党内部有一个党派叫改组派，就是专门帮着汪精卫对付蒋介石的。但是作为改组派的带头大哥，一遇到挫折就回避，动不动就不干了，让支持他的改组派有力无处使。他的前半段就是在不停的回避，不停的退让，让他的威望一步步走向低谷。分页标题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重光堂协定》
政治上的缺乏远见，性格上的人格缺陷让汪精卫节节败退。但是到此处的汪精卫虽然怯懦无能，但是他依旧是国民政府的副总理，他还是依旧是捍卫中国领土的一员。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彻底让汪精卫走向命运的深渊。
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战况进入了僵持阶段，日本人叫嚣的“三个月拿下中国”的口号落空。日本内部分为两大派别，一派是以军队为首的扩大派，一派是由政治家为首的不扩大派。不扩大派主张停止战斗开始和谈，于是找到了当时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希望陶德曼出面来主持国民政府与日本的谈判，这就是有名的“陶德曼调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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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曼调停留影
当时日本其实给出的条件还算比较有人性，连承认伪满洲国的条件都没有提出来。现在来看按照当时条件来说，签下这份协定其实是对中国和国民政府有利的，签下以后国内所有的状况都可以回到七七事变之前。但是蒋介石坚决要求日本先撤兵，把军队撤回七七事变之前再谈。不得不说，蒋介石的决定是正确的。日本军队打下上海之后，迅速拿下了南京，立马自毁契约，要求国民政府重新签订条约。又找来了陶德曼，而这次的新条约比在一战后《凡赛尔条约》对德国还要严苛，恨不得肢解了中国。这份条约彻底撕碎了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最后一丝和谈的可能。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领袖，是具有远见的，他早就看出日本已经是一个失控的国家，日本的政治家已经阻止了不日本军队的杀欲；同时蒋介石也明白，此时的中国百姓已经不允许国民政府跟日本人签订任何的和平协议。
而这一点，就是汪精卫远不如蒋介石的的一点。1938年，日本发布了近卫声明，声称绝不再和国民政府谈判。双方的强硬态度虽然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但是私下来和平行动从来没停止过。汪精卫的手下高宗武是一个深通日本的中国人，他穿梭在上海租界和日本东京反复摸底，谈出了一个《重光堂协定》。这份协定还没有正式的与政府签订，只是政府的中层的一个商议结果。主要内容是：中国将承认伪满洲国，然后进行政府改组，日本将于两年后撤军。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其实这份协议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日本人占领伪满洲国已经快十年了，承认这件事只是承认一件十年前的事实而已，现在国家节节败退，这似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情。当这份协定来到汪精卫这里，汪精卫感觉自己似乎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政府改组意味着和日本对立的蒋介石将退出政治舞台，而自然要由自己出面建立一个国民政府，这样一来国家获得了和平，日本人一旦撤军汪精卫就成了拯救中国的英雄，领导国家的大部分领土。汪精卫的脑海中，自己已经成为了那个在谈判桌上用自己的政治能力使国家获得和平的国民政府新的领导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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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
然而，汪精卫不明白的是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十年前的中国，抗日的情绪已经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他的所有幻想，终究只是黄粱一梦。汪精卫收到高宗武的报告后，决定出走，因为有蒋介石的班底在，在重庆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汪精卫与日本当局商议在1938年12月8日，汪精卫到昆明与日本呼应，公布协定。为什么要到昆明呢？因为昆明当时的军阀领袖龙云，与蒋介石的死对头。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12月7日，外出考察的蒋介石突然返回重庆，汪精卫怕事情败露，所以不敢动身出发，就这样拖了一段时间，拖到了12月17日。17日当日，汪精卫见到了龙云，跟龙云说了跟日本的协定并且提出组建西南地方政府，原本以为龙云会双手赞成，但是没想到龙云对此事不同意也不拒绝，处于不表态的态度。这下汪精卫慌了，不表态就有风险，说不定龙云已经把这件事报告给了蒋介石了。汪精卫赶快起飞出走， 19号降落在了法属殖民地：越南河内。分页标题
这一降落，汪精卫彻底走上了不归路。原本是在昆明等待日本发声明，就算日本不发声明也没事，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到地方视察一下，也是情理之中。但是现在他已经离开了中国国土，作为国家的领导人需要给所有人一个交代。汪精卫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待日本发出声明，而等待的却是日本人近卫第三次声明，但是这个声明只字未提撤军的事情。日本人的范围彻底断了汪精卫的后路。而蒋介石方面，果然龙云将这件事情报告给了蒋介石。而此时的蒋介石做出的行动还是非常理性的，可以说也是给了汪精卫机会。内部，蒋介石发电报给龙云，让龙云千万不能泄露跟汪精卫的谈话容。对外，蒋介石称汪精卫出国治病，纯粹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国际意志，还私下告诫媒体不得笔伐汪精卫，要给汪精卫留足回来的回旋余地。同时，蒋介石还带信给汪精卫，带信内容分三层意思：一、千万不能公开主和跟中央唱反调；二、不要与中央失去联系，只要不跟中央唱对台戏你依旧是国民政府的副总理；三、不要去香港，去了香港会被日本控制；四、可以选择赶往欧洲，离开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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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军阀龙云
可以说蒋介石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汪精卫却执迷不悟，在他心里，依旧抱着一丝侥幸，居然公然喊话蒋介石，称应该以第三次近卫声明为基础与日本人谈判。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人民已经不容许跟日本签订任何条约了，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中国半壁江山都没有了，你这个时候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居然还要跟日本人搞和谈，全国上下对汪精卫口诛笔伐。国民党所有的元老，连同汪精卫原来的铁班底召开了紧急中央会议，全票通过永久开除汪精卫党籍。1939年1月1日，汪精卫前半生对国民党做出了所有贡献，全部在那一天付之东流，海外华侨领导人陈嘉庚甚至上书国民政府，要求通缉汪精卫。就这样汪精卫成了全国上下人尽皆知的卖国贼，直到此时，汪精卫还在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革命，却得到这样的结果，于是心一横，就上了日本人的贼船。就发生了后来汪伪政府的种种罪行。
结语，汪精卫用一生告诉我们的启示。
纵观汪精卫的政治生涯，汪精卫确实不是一开始就想当汉奸，他一开始也是为国为民。只是和蒋介石走的路线不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新中国成立，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还在为汪精卫翻案的原因，他一直声称：“汪精卫只是为了国家的和平做了大家都不愿意做的人而已，说汪精卫是牺牲自己名誉实图拯救日统区的百姓，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但是，动机怎么能辩护结果呢，出发点是好的就可以不为后果负责任吗？汪精卫用一生告诉了我们，在大是大非面前所造成的结果比你的动机要重要的多。
【『蒋介石』民国时期永远不能翻案的人】我猜汪精卫可能临死的时候都还在想我牺牲了自己名誉，苦苦支撑起了一个局面来保护日统区老百姓，而你蒋介石坐在重庆的办公室饿不着也冻不着，我才是正义的。但是他没有想，他这个动机造成的结果是动摇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动摇了民心士气。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远不是他这个虚无的动机所能辩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