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如何靠“小人”治天下？

三水小牍
一、盛世
班固在史书中盛赞汉武帝时期人才济济的兴盛景象，云：“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完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蓦、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遣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
与历史上的其他帝王相比，汉武帝大概是最少受“传统”约束的一位，也许对他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遵循的“传统” 。武帝本人的头脑其实是多元的混合体，其中有儒家的政治理想，法家的权谋治术，也有方术神仙家的迷信，处处折射出那个时代特有的多彩和生机。他崇尚文学，也醉心于武功，追求长生不老更是他一生的梦想。他身上既体现了那个时代最为“精英”的文化，也集中了那个时代最为“底层”的愚昧。作为天下至尊，他从不缺乏勃勃雄心、丰富的想象力和坚强的意志；于是，在他身边很快聚集起一批形形色色的，非常“小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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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按照前朝成例，下诏求贤。凡有一技之长者，几乎都能找到进身之阶，或由地方诸侯、官员举荐，或只身闯京城，拉关系，找门路，只要能想方设法让皇帝知道你是个人物，多少都能捞到一官半职。当时的热闹景象，用班固的话来说，那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 。这样的求贤诏在武帝时期几乎每隔几年就有一道，各地的“异人”也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朝中。这些人最初多是在皇帝身边做侍从顾问，以后逐渐因才施用，委以各种要职。
汉武帝用人，不为传统观念所束缚，而是任人惟贤、不拘一格、不问出身。汉朝人的家族、门第观念非常重，若依据这种习惯思维，桑弘羊（商人）、卫青（奴隶）、卜式（牧民）、金日磾（俘虏）都是不可能得到重用的。但是，汉武帝都提拔并发挥了他们的能力，做到知人善任、量材使用。
二、布衣
从汉武帝对公孙弘的任用上，更可以清楚地看出汉武帝的人才思想。公孙弘建元年间曾被地方推荐到中央，封为博士。但在他出使匈奴时，不能胜任而遭冷遇，于是公孙弘称病还乡。元光五年，公孙弘再次被举，但这次是汉武帝亲自测试。据史料记载， “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 (公孙 )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汉武帝以其独具慧眼，为西汉政府物色到一位杰出的丞相人选。
按西汉政府历来的规定，担任丞相的人选，必须在具备列侯爵位的人选中选拔。平民出身的公孙弘哪来爵位? 为此，汉武帝以其非凡的气概，冲破陈旧的束缚，先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后封爵位，从此开创了平民担任丞相之先河。特别是汉武帝为此下的诏书，更反映了他用人唯贤的人才观：“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召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广德以行。”
事实证明，公孙弘确实是一个能够担当丞相之任的大材，而非一般官吏的小材。从这里更能看出汉武帝不以偏见取人，既不嫌他出身低微，更不以他曾经不堪出使匈奴就草率定论，而是审其究竟有无真才实学， “量材而授官 ,录德而定位” 。这是汉武帝人才思想中最关键的核心。正是在这样的人才观指导下，出身卑微的庄助、朱买臣、司马相如、主父偃等具有真才实学的各种人才 ,都聚集在汉武帝的周围，犹如众星捧月一般，维护着汉武帝开创的大业，形成了汉武帝时期人才济济的大好局面。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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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中主父偃，原为临淄人，中年开始学习儒家经典《易》和《春秋》，元光元年 (公元前 134年 )因投书自荐，被汉武帝封为郎中。主父偃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郎中，但他竭尽全力为汉武帝出谋划策。“内实京师，外销奸猾”，强迁几十万豪强于茂陵，就是主父偃的主意；不发一兵一卒 ,不多用一寸土地，而将诸侯的力量全部削弱的“推恩令”，也是主父偃的主意；册封出身卑微的卫子夫为皇后、揭发燕王刘定国的反叛阴谋，更是主父偃的功劳。为此，主父偃深得汉武帝的青睐，自从被召见后，一年之中四次提拔，从郎中升为大夫，一时成为美谈。如此慷慨的封赏、知遇之恩，怎能不让这些官员们拼死效力，拼命“尽用”，为汉武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武帝 36 岁那年遇到一个很特别的小马夫，这个少年身高八尺二寸，相貌端严，他养的马特别肥壮。当他牵马走过皇帝面前时，没有像其他马夫那样偷看侍立左右的殡妃们。经询问，才知道这少年是前匈奴休屠王子，与母亲、弟弟一起被俘，没入宫中为奴。汉武帝立即封这少年做马监，然后又让他随侍左右，还赐给他一个汉姓“金” ，就是金日磾。
贵戚们对皇帝宠信一个 “ 胡儿 ” 颇有怨言，武帝的回应则是待他更好。武帝喜爱金日磾没有什么理由，出于直觉而已。而其后的历史表明，武帝确实慧眼识人。金日磾的忠心和正直说明汉武帝的直觉不错。金日磾不肯靠裙带关系邀宠，拒绝了汉武帝想纳金女为妃的美意。他也曾亲手擒获企图行刺皇帝的马何罗，救汉武帝一命。武帝临终前，金日磾与霍光，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一起受遗命辅佐八岁登基的幼主汉昭帝，为大汉王朝保驾护航。
【『』汉武帝如何靠“小人”治天下？】三、酷吏
盐铁官营建立之后，汉代财政制度为之一变。从以土地税为主，变成了土地税，盐铁收入病重。土地税和户籍都是固定的，容易征收，而商人和货物确是流动的。所以，政府逐渐细化了有关商业税的规定：商人们拥有价值两千钱的资产，就要缴税一算，税率是百分之六。手工业税率为百分之三。对于不好计价的货物就按车算，有一辆车要缴纳一算的税，有五丈以上的船也要缴纳一算的税。商人的税收还要加倍。
由于规定的过于苛刻，没有人主动缴纳。于是，皇帝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雇佣大批的帮手——酷吏去征税、武帝时期成为西汉王朝酷吏最多的时代。一时间刀斧手云集。御史大夫张汤。御史中丞减宣、杜周，以及推崇严刑峻法，官至九卿的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人相继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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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张汤汉武大帝剧照）
为了配合商业税的强制征收，汉武帝颁布了告缗令，鼓励互相揭发别人财产。民间社会很快就掀起了一股告密热潮。许多人热衷于打听地方豪强的财产，告发他们，获得分成。在这种吃大户风气下，全国中等资产以上的地方豪强大部分被告发过。
该法令由一个叫杨可的人推行，而主持审判工作的就是著名的酷吏杜周。杜周当廷尉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逮捕的郡守，以及九卿以上的官吏俸禄两千石以上不下百余人。每年由地方上交审讯的案件不下千份。一个大案子所牵连的人数动辄数百人，而小案子也有几十人。为了查证案件，办案人员来回折腾数百里甚至千里，遇到有不服审判者，狱吏则采取严刑逼供的办法来定案。后来，有些人一听到惹上官司了，就立即逃跑，以免落在杜周手里。分页标题
在杜周的主持下，没收的财物以亿来计算，奴婢以千，万计算，没收的田地，大县有几百顷，小县也有上百顷。打击了地方豪强，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武帝后来准备与匈奴、南越的战争积累了经济基础。
四、理财
汉初规定，商贾之人不得占有土地，不得衣丝乘车，更不得入仕为吏。从儒家正统思想出发，同样主张重农抑商，把商业视之为低贱的职业。但汉武帝完全不受祖宗之法的约束，大胆起用精通业务的商贾来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并且大见成效。如南阳大冶孔仅、洛阳贾人之子桑弘羊，以及东郭咸阳，都被武帝提拔到经济部门担任要职。
汉武帝一朝，有两项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是均输，平准。这两项改革措施，就是由著名的理财高手桑弘羊提出，其目的也是增强政府的财力和对经济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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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宰相桑弘羊汉武大帝剧照）
所谓均输，是一种让政府插手商品运输和销售的做法。汉代的土地税主要是以粮食的形式上缴，但把粮食从地方运到京城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与物力。均输法规定，地方政府可以灵活处理这些粮食，在当地卖掉，换成钱，或者购买当地的土特产品，把土特产品运输到外地高价出售。粮食价格低又笨重，换成土特产品价高量轻，而且土特产品往往在产地很便宜，但是在外地很贵。这样，政府就可以减少运输成本的同时，吃买卖的差价。理论上来说，均输是一种市场调节机制，如运行得当，各地产品分配会更加均衡。
所谓平准，是在地方上兴建平准仓，当本地丰收时，政府就收购粮食放入平准仓库；到了本地出现灾害缺粮时，政府再把仓里的粮食拿出来接济社会。但接济不是免费的，而是采取一个低于市场价格，高于收购价格的中间价，这个价格既可以保证政府盈利，又保证民间获得较为平价的粮食，打击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五、稼穑
汉武帝时期，一场农业革命正在悄然进行。
重用专业人才，是汉武帝用人策略中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对于文臣武将 , 汉武帝能做到知人善任, 对于精通农业、商业、水利、科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汉武帝也能做到这一点。汉武帝在位期间，亲自过问农业、冶炼、商业等经济方面的事情，制定了许多政策，并且提拔、重用那些精通本业的专业人才，改变了过去那种任用文官管理经济、商业、农工事务的传统。
倪宽精通水利，汉武帝任他为左内史。他在任左内史期间，亲自指挥民工在郑国渠上开了六条小渠，使原来浇灌不了的高地受到灌溉。这六条水渠就是著名的 “ 六辅渠”。徐伯原是个普通的水工，元光六年 (公元前129 年) 汉武帝命他主持修建水利工程， “ 发卒数万人穿潜渠 ” 。用三年时间开凿了从长安到黄河的渠道三百多里 , 使关东到长安的水路缩短了一半，并使万顷农田得到了灌溉。
汉武帝重用科技方面的专业人才，比较著名的还有唐都、落下闳二人。他们精通天文律历，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因此，汉武帝把他们招至宫中修定律历，使他们在天文学方面做出了突出成就，如著名的《太初历》就是他们参与下修订出来的。
对于农业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尤其是汉武帝，为了兴文治，建武功，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作基础，因而他对农业更为重视。他在晚年就明文下诏曰：“ 方今之务，在于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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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过推广的代田法）
武帝末年，任用赵过担任搜粟都尉，大力推广代田法。而在此之前，由于土地的肥力不足，人们往往需要采取休耕的措施，典型的休耕有三块土地，每年耕种其中的一块，让另外两块抛荒积攒地力，三年轮一遍。而赵过则提出在一亩地里挖出三条垄沟，每年在其中一条里种粮食，另外两条留着积攒地力。如果土地肥沃，还可以每年种两条留一条。用这种方法种地，每亩土地比过去可以多收一石的粮食。
另外，这一时期也是耕牛逐渐普及的时期，许多地方用牛力来替代人力，获得了更高的收成。赵过本人通过改进犁的构造，一头牛可以拉三个犁头，还有新型播种工具——筒车，大幅度的提高了耕种的效率。赵过的农业革命进展很快，由最初的关中地区，逐渐向全国扩散。精耕细作提高了产量和效率，从而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
六、兵戈
汉初七十余年，由于经济凋敝，休养生息，导致这一时期汉廷在对付匈奴问题上，一直处于被动收缩的战略态势。至汉武帝时，雄才大略的刘彻决定彻底解决匈奴的威胁。于是提拔，重用了两个私生子。即卫青、霍去病。卫青：史载大汉皇后卫子夫的母亲卫妇人，曾经与平阳公主家奴郑季私通，生卫青。霍去病：卫子夫的二姐卫少儿与小吏霍仲孺私通，生霍去病。由于出身问题，时人对二人颇有微词。然而正是这两位出身为大家所不齿的私生子，后来恰恰完成了华丽的转身，也帮助大汉王朝完成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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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匈奴的战争实践中，二人逐渐摸索出一条创新的战术。不与匈奴人较量远距离的骑射，而是把中原步兵军阵的正面冲锋肉搏和骑兵战术相结合——即骑兵冲击战术的形成。由于当时匈奴的权力和社会结构特质，以及此时尚未有马镫的发明，所以这一时期的匈奴骑兵主要是扮演游击，骚扰，远距离骑射的角色。所以，骑兵冲击战术的出现，是空前的伟大战术创新。
卫青、霍去病指挥的对匈奴战争，就是要推广这种战术。当然，匈奴人并不愿意与汉军进行近战肉搏。所以，汉军取胜的关键就在于采用奇袭切断匈奴军后路，缩小可供敌骑驰骋的战场范围，使其骑射优势无法发挥，从而逼迫其进入近距离肉搏战。从二人指挥的战役来看，他们成功的利用发挥了这一战术的优势。
譬如：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出击，搜寻远在漠北的单于主力。匈奴人侦察获悉了汉军的动向，决定乘其远来疲惫予以全歼。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决策。两军相遇后，卫青“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 ，双方骑兵展开决战。当时已近黄昏，又恰逢起大风，砂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两军在暗夜和风沙中展开胶着混战，厮杀肉搏，从马背上打到地面上。暗夜和近距离肉搏使得匈奴人的骑射技艺无从发挥。匈奴军大败，单于趁夜逃脱。与此同时，霍去病率兵与匈奴左贤王部遭遇，也是用同样的打法，斩获匈奴首级七万多。匈奴此后几乎无力侵犯汉朝边境，而汉军已经掌握战争主动权，继续对匈奴进行远袭打击。直至后来霍去病“封狼居胥”“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两位私生子” ，来到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结语
虽然汉武帝在位时期，身边的人才犹如走马灯一样换了一拨又一拨，但是有些人是他始终倚重的，在汉武帝一朝，三个方面的人对汉武帝一直都很重要而不担心被抛弃，一个是军事人才，这是国家的重要保障，是汉武帝的重中之重，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一个是思想控制，提供他集权做法的合法性，以董仲舒为代表。还有就是理财，以桑弘羊为代表，这是保证他战争和好大喜功的物质基础。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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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剧照）
汉武帝不但知道什么人该怎么用，也知道哪些人只能用一时，哪些人可以用一世，每个人都可以在汉武帝手中发挥对汉武帝最大的价值。汉武帝表面上是因为做了很多大事而被称为大帝，但是这背后，汉武帝最突出的，是他对人才的运用，这种能力，在古代帝王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2、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3、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
4、杨育坤，李泽生：《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略论汉武帝的用人》，人文杂志， 1984 ， 5
5、李瑞兰：《汉初人才问题与汉武帝隆儒抑老之策》，历史教学， 1994 ，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