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秦皇汉武背后，法儒两家百年间的"转"与"合" 儒学|思想|汉武帝

导语：在经过秦末大乱之后，刘邦推翻了秦的暴政，建立汉朝。在吸取了秦朝灭亡的经验后，汉朝与民一起修养生息，无为而治。在文化政策上，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是：汉武帝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然而从史料来看，汉武帝并非一个虔心的儒学信徒，围绕在汉武帝身边，最得帝王心意不是极度推崇儒学的真儒董仲舒，也不是伪儒公孙弘，而另有他人。这不禁让人好奇， "独尊儒术"真的是汉武帝所推崇的么？"罢黜百家"之后，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从秦朝开始追溯，看看秦朝的统治是如何对汉朝的文化统治产生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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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学徒一、法家高压之下，儒学生存的危机
1、秦朝文化高压政策的提出
秦王嬴政在征服了六国之后，建立起了秦朝。然而面对六国旧地长期分裂的局面，如何在经济、军事、政治等诸多方面实现统一，成为了秦朝初建以来要探索的问题。于是，在经济上，秦始皇制定了统一的货币与度量衡；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在政治上设立郡县；在军事上，推广"六齐"的青铜冶炼工艺等。这些政策的实施，的确解决了当时旧国归合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将全新的政治共同体进行了整合。但是在"一统"表象之下，各地百姓之间真正的文化融合与文化适应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此时，法家代表商鞅、韩非子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应对措施。他们严法禁令，将百姓的行为框限在严格的法律条框之内，以此来控制百姓的行为。为了实现控制万民思想的目的，李斯还提出了燔《诗》《书》的主张，将思想专制推向了极致。在禁令中，焚书也仅仅排在第三的最次之列，排在第一的禁令是禁止议论当代政治，第二禁令为禁止研究古代的文籍，最后才到禁止家藏《诗》《书》儒家典籍。
显而易见，在对待思想文化统一的问题上，秦朝并不考虑如何实现深层次的文化融合，不采用教育、辩论、说服等方式，而是采纳了法家的建议，运用行政手段，简单粗暴地从行为到思想上限制百姓，以"堵"天下之口，来建立皇帝的绝对权威。不仅是李斯，法家学派在对待其他的思想学派时，一贯采取的态度就是否定和打压，只不过到李斯这里，他提出的"焚书坑儒"之手段最是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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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
2、法家否定儒学之原因
法家如此否定《诗》《书》，否定儒学思想的原因在于，《诗》是道志的，人们以诗来表达感情，而《书》是道事的，以其记录历史。对于崇尚法律力量的商鞅来说，《诗》《书》将会导致人们重视言论，通过言论来表志表情，会导致忽视农业生产的后果；同时，《诗》《书》使百姓之间的交流互动增加，使得百姓忽视君主，从而造成君主权威下降。
从这一层面来看，商鞅对于《诗》《书》的反对，完全是建立在君主王权至上考量的，仅是为了维护帝王的权威，而并未考虑百姓作为一个健全的人的正常精神需要，他们把百姓当作富国强兵的工具，忽视了百姓作为人的存在价值。同样地，在韩非子与李斯看来，百姓学习《诗》《书》只会对君王造成非议，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因此他们都反对私学，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措施，并建立起自己的"教育"体系，即以"以吏为师"取代文化教育，强制人们遵循法律，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3、秦朝文化高压政策的影响
那么秦朝"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举措，到底造成了何种影响，以至于影响了汉代对儒学的态度呢？"以吏为师"这一教育行政主张，实则是由政府的官吏来承担教师的职责的一种制度，将教育权掌握在政府手里，因此中央可以直接控制全国。各级的政府吏师将国家法律制度传授给百姓，从而达到精神控制的目的。随后的"焚书"更是彻底阻断了私学之路。分页标题
此时，社会舆论被控制，百姓的言论话语权和思想主张完全掌握在了中央政府之中。这种教育的发展趋势显然忽略了人的精神需求，违背了社会文化教育发展规律以及趋势，春秋战国新兴的"士"阶层所涌发出来的自主性和自我价值意识也在秦的"思想暴政"之下被完全抹杀。但是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当极端的文化政治压迫达到极限时，必然引起百姓暴动，最终秦以二世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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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起义二、高举六经为本，儒学体系的重构
1、汉时《五经》博士的设立
于是到了汉代，汉武帝推行无为而治政策，修生养息，以黄老之术来治国。在经过秦朝暴政和文化专制之后，知识阶层无一人不谴责秦朝焚书坑儒之文化独裁专制，文化界呈现出百家争鸣之趋势。在此趋势之下，汉武帝顺应时代潮流，置《五经》博士，重新将被秦朝政权中断的旧有的中华文化的传承联结了起来，以解读《五经》经典的方式，对社会秩序与价值秩序进行重新建构。
《五经》博士的设立，摒弃了秦时意识形态暴力输入的方式，通过不断地解释古籍文献，来获得其中所蕴含的具有规范性与定型性的统治效力，以此种温和的方法，达到规范整个政治王朝，形成文化与政治凝聚力的良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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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
2、董仲舒的儒学主张
汉代文化体系的重构离不开一个人——董仲舒。他在建言献策时，借《春秋》说道，天下一统，是古往今来的道义，但是现在每个老师传授之道各有差别，人们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论点不同、旨趣不同，这样君主是没有办法实现统一的。基于此，董仲舒建议，一切非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学说，都要禁止，仅让儒学发展起来，以达到思想统一的目的。如此一来，汉朝是否又再次陷入秦朝的极端思想专制之中呢？
从仅保留儒家学派这一举措上看，似乎是一种文化专制，但实则本质是与秦不同的。秦朝是以法代学，从思想精神上对百姓进行完全打压，而汉朝在本质上是引导民众思想往儒学方向发展，是一种从中央意识形态到社会意识形态的温和渐进式控制，并非使用行政暴力进行控制。因此，与秦有别。
汉武帝同意董仲舒的建议，选择儒学，也有他的考量。首先，儒家强调的便是"秩序" ，君为臣纲，这符合帝王的统治思想；其次，儒学还具有包容性，并且阴阳五行学说经过包装，为汉武帝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因此，汉武帝便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了诸子传记博士，也就是杂学博士，而设立《五经》博士，以《五经》为教育内容，向社会传授儒家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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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像
3、关于"独尊儒术"真实性之探讨
史学家班固曾这样记载："（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但是这常常被人误读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的确罢黜了各家传学之博士，但是"独尊儒术"这一说法，是否真的符合史实呢？从汉武帝用人情况来看，他"并不拘泥于儒生" ，入朝为官的除了儒生，专治或兼治百家之学的人也大有人在，甚至有的官位显赫，陪伴在武帝的左右。由此可见，武帝虽然推崇儒家，但并不是一个忠实的儒学信徒。分页标题
事实上，汉代并没有完全摒弃法家思想，而是有所吸收与继承，表面是儒学治国，本质上还是"外儒内法" 。因此， "独尊儒术"之说有失偏颇，更符合史实的说法应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表章六经这一做法，不仅继承了自上古以来的六经之学，使得在秦中断的文化脉络得以继承，侧面否定了秦朝文化暴力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六经是诸子学派的思想源头，因此遵奉六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对百家争鸣这一文化局面的肯定。从这一方面看， "独尊儒术"一说并非汉武帝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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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三、儒学体系之下， "素王"形象的重塑
1、孔子"素王"形象之建立
随着五经博士的设立，《诗》《书》《礼》《易》《春秋》成为了官方之学，传授这些知识的精英儒生们在精神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教学教育在面对社会中的政治与经济权力时，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然而法家思想形成的专制统治骨干力量被汉继承了下来，在现实生活中，汉儒们感受着这种至高无上的君主权威和政治权威。为了舒缓这种压力，汉儒对孔子的形象进行重构，塑造了"素王"的形象。"素王"本指有德无位之人，然而渐渐地，经过董仲舒以及儒生的重塑， "素王"成为了孔子的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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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2、选择孔子为"素王"之原因
他们选择孔子并非随意而为。选择孔子的一个原因在于，孔子除了深受儒学自家弟子的推崇与圣化外，还受到其他诸子各派的认同，甚至是推崇。尽管非儒家学派对于孔子的认同程度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孔子的学说就如同味精，为诸子百家学说作烹调之用。原因之二在于，《诗》《书》《礼》《乐》《易》《春秋》皆为孔子所创，诸子学派的开创又以《六经》为最初的素材。因此，百家皆从六艺出，孔子思想，是百家思想之源，孔子成为"素王"的不二人选。
"素王"的出现，不仅是为了舒缓因政治权威而带来的压力，更是在精神层面上，与君王权威形成一种对抗力量。孔子从一介布衣跃为天命之王，他的身份由上天赋予，这为孔子所提倡的德治思想提供了合法性。这就解决了汉儒们在新时代中的生存角色问题，即他们传授学识，是天意许可，足以来指导和辅助君王实现理想的统治。因此，孔子"素王"形象的塑造，一下子解决了儒家治国正当性问题以及儒生在新时代生存角色的问题，为知识分子争取了更多的权益，实现他们价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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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庙中的孔子像
结语：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掌握世界的方式不同，动物凭生物本能掌握世界，而人类却是通过文化来掌握世界的。因此，对于一个健康的人类社会而言，精神文化永远不能缺位。秦忽视百姓精神层面的需求，而导致人们奋起反抗，汉吸取了秦朝灭亡的经验，通过在精神领域发挥领导作用来主导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在使人们获得身份认同感的同时，形成了一个国家必要的凝聚力。由此可见，文化也是一种力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遵循社会文化的发展规律，才能实现社会的健康有序运转。
参考文献：
1、《史记》
2、《两汉纪》
3、《春秋繁露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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