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饥荒是人祸政治的产物！

现代饥荒是人祸政治的产物！丑陋D真言今天本文全文转载自南方都市报本文是反饥饿国际人道行动组织主席，法国索邦－巴黎第四大学教授西尔维·布吕内尔的学术专著《饥荒与政治》的导读，该书2010年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饥荒一直是穷苦民众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霾。即使到了现代，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在世界人口增加的同时，世界粮食产量与人均粮食产量也呈现稳步上升的势头，看似本应更易避免发生的大规模饥荒，却离我们并不遥远——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造成超过3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埃塞俄比亚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的饥荒也各造成20万人与100万人死亡， “三年困难时期”更是成为中国人无法逃避的恶性集体回忆。事实上，如今全球范围内能够提供的食物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需求。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假如全球的食物能公平分配，平均每个人每天可以获得2700卡路里的热量，大大超过每天2000卡路里的人体生理需要。但这种“假如”与“平均”掩盖了严重的不平衡。印度仍有2亿人营养不良，而该国粮食储备却高达3500万吨之多。1992年，索马里的粮仓满满、近在咫尺，但成千上万的民众却因为身份地位等原因无法获取粮食而活活饿死。历史上曾多次给人类带来重大灾难的饥荒现象，为何依然存在呢？在《饥荒与政治》里，反饥饿国际人道行动组织主席、法国索邦—巴黎第四大学教授西尔维·布吕内尔博士重申和强调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论点：现代饥荒的原因并不在于生产的粮食不够，而是在于需要粮食的人无法及时与有效地获得粮食。换言之，饥荒并不是单纯的供给不足，而是权利的分配不均、被剥夺甚至丧失。布吕内尔博士以自己20多年来进行反饥饿斗争的人道援助经验，进一步提出了现代饥荒现象的几种模式：“被否饥荒”（被否认的饥荒）、“外示饥荒”（对外展示的饥荒）与“人为饥荒” 。布吕内尔博士认为，营养不良是贫穷落后的结果，而饥荒现象则是地缘政治的产物，比营养不良更难战胜。“自然饥荒”其实已不复存在，而“养活百亿人口”在技术上也是可行的。也就是说，现代饥荒只是人祸的表现。刻意制造的“传统型饥荒”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试图通过切断一切获取食物的途径，将敌对民众或反叛力量置于死地。但此类行径为允许信息透明和言论自由、保护非政府组织的行动、通过选举方式更换昏庸无能政府的民主型政治制度所不容，因此常常成为“被否饥荒”（如1915—1917年的乌克兰、1943年的孟加拉）。而在信息迅速传播、注重“怜悯效应”、国际公共援助向人道化转型等全球化后果的影响下， “传统型饥荒”已经转化为新型的“功利型饥荒” ，或是希望从现有形势中取得利益的“外示饥荒”（如2000年的埃塞俄比亚），或是围绕战略目的精心策划的“人为饥荒”（如安哥拉、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以保证威权政府或边缘化政治运动实体扩展势力、控制民众。值得注意的是，布吕内尔博士提醒读者，有的饥荒有可能同时具备上述饥荒模式中的两种甚至三种，好像“人为且被否的饥荒”（如1932—1933年的乌克兰、1958—1961年的中国、1975—1979年的柬埔寨）、“人为和外示的饥荒”（如1968—1970年的尼日利亚）和“人为、被否然后又外示的饥荒 ”（1983—1985年的埃塞俄比亚、1986—1988年的苏丹）。我们都很熟悉刘少奇的一个著名观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而在阅读完布吕内尔博士为我们梳理的意识形态作用下的饥荒、身为冷战产物与两大阵营争锋战场的饥荒、冷战后被用做“自由世界”宣传工具的饥荒这一20世纪大饥荒的历史脉络后，我们很有可能会对不断翻新花样的种种“人祸”感到寒心。近50年来的所有大规模的饥荒并没有伴随着食物产量总体上的下降；只是在某一人群获取食物的权利被剥夺、财产被破坏或被没收时，饥荒才会出现。“谁掌控了食物获得途径，谁就拥有了权力，历来如此。 ”或者换句话说，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控制了食物，并将其作为社会歧视的工具。要知道，剥夺民众的食物可以一举多得：可以向受灾的民众强行指定掌权者；可以在某一片土地上巩固统治者或争权者的实力地位；可以使自己成为直接救济饥民的援助机构别无选择的对话者，进而确保其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可以发号施令，镇压反抗。可以说，在今日之世界，饥荒已经不再是经济困难和自然困难造成的不幸后果，不再在传统的“饥饿国家”出现，不再是源于冲突的不幸结果，却成了冲突的前提——饥荒本身就是一种“与食物实际拥有量无关”的控制策略、对付部分民众的武器、否定若干群体生存权的借口。阿马蒂亚·森曾有一句在经济学界广为人知的名言：“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但布吕内尔告诉我们最近15年来愈发明显的一个冷酷事实：“在20世纪末世界普遍民主化的背景下，饥荒现象却已经被广泛地容忍甚至被接受。 ”实际上，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正在支持制造饥荒的政权或与之合谋， “只要饥荒制造者们能够老练地利用贫穷和落后，让人相信其民众的厄运是不可避免的” 。发达国家正更多地用人道援助代替促进发展的公共援助，而这也并非出于慈善之举和人道主义，却是另有私心：或是为了尽快平息公共舆论对人道灾难的愤怒，或是为了淡化和转移国内矛盾，或是借此平息南方国家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激烈诉求，或是在具有战略意义与重要商机的地区打头阵。1992年老布什总统出兵索马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总统大选来临之际显示决心；1999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对朝鲜伸出援助之手，也是想通过慷慨之举转移国内民众对政府腐败丑闻的注意力。而某些国家对安哥拉与缅甸“人道灾难”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其石油等丰富资源的觊觎。一切的堂而皇之，往往不过只是借口，政治从来都称不上高尚。本书开篇曾引用了阿马蒂亚·森的话来提出全书试图解开的“谜团”：“预防饥荒所需采取的措施非常简单，而真正的谜团在于饥荒一直在不断肆虐。 ”在全书完结之时，布吕内尔语重心长地给出了自己的“解谜”答案：“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去追问世界能否养活人类，而在于有无此种愿望。 ”可以说，饥荒问题实质是权利关系问题和制度安排问题。但为祸的是一群人，遭殃的却总是另一群人。真相总是如此浅显切近，却又让人在遥遥观望中感到无力与悲哀。

现代饥荒是人祸政治的产物 ！

现代饥荒是人祸政治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