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于穷国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 ， 金融资本主义将导致它们工资、收入和储蓄承受巨大损失 。 金融化对于穷人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盘赌局 ， 但中央银行通过大规模量化宽松为富人解除了后顾之忧
文|沈联涛
在疫病大流行后的世界 ， 华尔街将会如何？金融本应效力于实体经济（服务于普罗大众而非金融寡头） ， 但当美国和全球经济正受困于疫情并陷入衰退时 ， 华尔街的利润却节节攀高 。
疫病大流行令当前金融体系之沉疴无处遁形 。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称之为“对富人是社会主义 ， 对其他人则为资本主义” 。 缘何有此一说？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 旨在到2030年处理好社会不平等、气候变化和人们的生活水平等问题 ， 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根本改革便成了题中之义 。 出于多种系统性或结构性的原因 ， 为发展而筹资被视为畏途 。 但此类障碍大多关乎政治 。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 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理念勃兴 ， 助推了全球化 ， 而全球化又带动对金融、劳动力要素、生产和服务市场的放松管制趋势 ， 以及贸易自由化 。 全球化使许多国家受益 ， 只是这些利益没有得到公平分配 。
伴随金融化和全球化 ， 美国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全球份额增长 ， 华尔街的惯技也甚嚣尘上 。 在20世纪60年代 ， 美国企业界进军欧洲和日本 ， 推动创建出“欧洲美元”市场 。 美国银行走向全球 ， 吸纳来美元存款并放贷给全球银行和企业 ， 获得丰厚利润 。
20世纪70年代 ， 美国银行在投资和私人银行业务方面进行了创新 。 不幸的是 ， 它们毫无节制地向拉丁美洲政府提供贷款 ， 导致80年代的拉丁美洲暴发债务危机 。 当日本的银行开始加入这场竞争时 ， 美国和欧洲银行就银行监管问题制定了第一份《巴塞尔协议》 ， 确保所有银行公平竞争 。 而日本银行对国内以及对东南亚银行的超额贷款 ， 助长了1997到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 在金融放松管制的这段时期内 ， 金融创新以衍生品（巴菲特称之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形式加剧了杠杆 。
所有这些问题 ， 在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骤然显现出来 。 最具实力的中央银行介入其中 ， 以挽救这套体系 。 但他们没有惩罚坏人 ， 而是通过货币放水让所有人都脱困了 。 在庞大的流动性中 ， 利率降至接近零 ， 政府放弃了紧缩政策 ， 财政赤字应声上涨 。
结果是更大程度的金融化、财富集中度提高、社会更为不平等、气候恶化 ， 而华尔街则赚得盆满钵满 。 请注意 ， 在2007-2009年之后 ， 瑞士、德国 ， 英国和欧洲的银行都将投资银行业务拱手让给了美国的几家投资和“全能银行” ， 例如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 。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巴塞尔协议III》监管改革 ， 纳入了系统性银行 ， 但完全未触及非银行金融机构 。 如今美国顶级资产管理公司手中的资产 ， 甚至超过了中国银行业中实力最强者 。
金融化与日益恶化的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常被低估 。 首先 ， 托马斯·皮凯蒂有一句著名论断：只要“r”（私人资本的回报）大于“g”（GDP增长率） ， 不平等就会加剧 。 金融化在“r”的增长上发挥着关键作用 ， 因为通过杠杆作用 ， 股本回报率会激增 。
其次 ， 如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所示 ， 在1995年至2018年期间 ， 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资产总收入减少了2% ， 而外部债务的支出却增加了2% ， 使富裕国家贷款人的利润率实质上达到4% 。 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市场 ， 这样的利润率在零售层面上同样存在 。
第三 ， 资本主义更为珍视资本而非人力 ， 因此 ， 工资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1990年至2017年间下降了5个百分点 ， 降至52% 。 公司和金融部门的利润成比例地增加 ， 但其大部分也集中在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和服务部门 。
简而言之 ， 对于穷国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也即其余国家） ， 金融资本主义将导致它们工资、收入和储蓄承受巨大损失 。 金融化对于穷人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盘赌局 ， 但中央银行通过大规模量化宽松为富人解除了后顾之忧 。 无怪乎不管在穷国还是富国 ， 都爆发了民粹主义抗议 。
当前的一片乱局可以概括为：我们拥有全球历史上最高的流动性 ， 却无法为长期发展的需求提供资金 ， 也无法消除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 各国央行在2020年发行了3万亿美元而未给通胀带来冲击 ， 货币或流动性就更不是问题了 。 监管限制和银行的谨慎态度 ， 意味着它们不想发放长期贷款 ， 不愿承担由此带来的额外风险 。 不管哪里的穷人都只有哀叹的份儿 ， 就像《古舟子咏》中那位飘零于海上、饥渴难耐的水手所说：“水啊水 ， 到处都是水；却无一滴解我焦渴 。 ”分页标题#e#
美元在当前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美国是世界其他国家最大债务国 ， 大到不能倒 。 截至2020年9月 ， 其净负债为14万亿美元 ， 为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美元流动性 。 仅在过去12个月中 ， 这一规模就增长了3万亿美元 。 由于美元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65% ， 占发展中国家所发行国际证券的80% ， 未来美元的表现对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稳定都至关重要 。 美元的波动 ， 更高的通货膨胀 ， 债务违约或网络崩溃 ， 都可能使全球金融体系陷入危机 。 美国主要依靠印刷美元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 仅在2020年 ， 美国公共债务就增加了4.5万亿美元 。 美联储可以印钞 ， 但世界其他国家是否愿意在没有更高风险溢价的情况下 ， 为进一步增长的债务提供资金？
简言之 ， 全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与美元纠缠在一起 ， 美元是美国的高度特权 ， 而对全球来说又祸福难料 。 不对全球金融体系作出重大改革 ， 就无法实现全球复苏 ， 但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和配合 ， 实现全球复苏只能是空中楼阁 。 因此 ， 主动权掌握在拜登政府手里 。 要恢复美国的经济增长、保持其领导地位 ， 并确保美元未来能继续为美国的结构性债务提供资金 ， 美国需要世界其他地区的支持 ， 一如世界需要美国 。
所以 ，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日子不会很好过 。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翻译：臧博；编辑：袁满）
【|彷徨的全球金融:拥有史上最高流动性却无法解决发展所需】责任编辑：潘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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