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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高考7分就能上大学?这些人上学19年,却只沦为“啃老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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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高考7分就能上大学?这些人上学19年,却只沦为“啃老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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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高考7分就能上大学?这些人上学19年,却只沦为“啃老族”……


两蒋时期重视职业教育 , 大力压制大学 , 宁可办专科学校 。
文/霍安治
“养老防儿”已经成为台湾的热门话题 。 老人最大的恐惧 , 是儿女在大学毕业后成为“啃老族” 。 如果这样 , 老人不但得靠自己“养老” , 更要提防子女要钱施暴 。
自“八零后”起的台湾青年 , 赶上“七分上大学”的高教爆发潮 , 几乎人人都有大学文凭 , 就业状况却惨不忍睹 。 据“主计总处”2020年11月统计 , 大学以上学历的适龄劳工 , 劳动力参与率只有65.93% , 即100个大学生里44个没有工作 。 青年没有工作 , 只能在家里折腾 。 据“卫福部”统计 , 2020年上半年 , 台湾虐老案件飙增近40% , 主因“可能是啃老族、无壳蜗牛族、月光族增多 , 虐老行为常伴随着经济需索等因素” 。
孔子说:“三年学 , 不至于谷 , 不易得也 。 ”学习3年后还不能自谋生路 , 在古人看来是很奇怪的 。 今日台湾的大学生 , 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 , 学习长达19年 , 却沦落成啃老族 , 高等教育显然大有问题 。
罕有人知的是 , 台湾的高教与清末民初一脉相承 。 民初的大学膨胀过度 , 造成“毕业即失业”惨状 。 国民党1949年败退台湾后吸取失败经验 , 谨慎压制大学数量 , 成效斐然 。 但1990年代教育改革疯狂增设大学 , 重蹈覆辙 , 走上高教失败之路 。
考大学只为做官当老师清末开办大学之初 , 大学教育就走向“毕业即失业”的不归路 。 办大学目标不是为社会训练高级技术人才 , 而是培训官员与教师 。
中国的第一所大学是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 , 学生毕业进士出身 。 1902年起陆续创办的各省大学堂 , 赏举人或优贡 , 毕业就是官 , 校工平时称学生为“老爷” 。 学生若出国留学 , 更是前景无限 。 1904年北洋大学选派学生留美 , 袁世凯召见慰勉:“你们好好学 , 学好了回国 , 我奏明皇上 , 给你们官做 。 ”
若当不了官 , 大学生也能轻松抱个教师铁饭碗 。 清末创办新式教育的顺序由上而下 , 先办大学 , 再办中小学 , 基层教师严重不足 , 各地争抢大学生 。 山西高等学堂毕业的王家驹回忆道 , 他的大学同学“不分优劣 , 都成为各府州县座上之贵宾” 。 北洋大学学生刘景山回忆道:“当时北方到处兴学 , 保定、正定等府办了很多中学 , 但缺乏教习 。 我们只读了一年大学 , 就有人来请我们去当教习 , 每月二百两银子 。 ”

1918年 , 南京 , 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的化学实验室 。 这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 , 由美国几家教会在1913年创立 , 1915年开学 。 1930年 , 它在教育部立案 , 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 日军来临 , 学校迁往成都 , 留校的教务主任明妮·魏特琳营救了许多中国妇女 。
最早创办的各省大学堂 , 课程水平停留在大学预科层次 , 偏重基础学科与外语 , 完全不考虑社会的实际需求 , 教出来的大学生却成为各级教育的顶梁柱 。 由蹩脚大学生教出来的中学与小学毕业生也是稀有人才 , 一个小学生毕业就能当小学教员 。
基层教育是小学生教小学生 , 越教越差;高等教育以做官为目标 , 与社会渐行渐远 。 民国肇建 , 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 , 公布《大学令》 , 系所专业化 。 他1917年出掌第一学府北京大学 , 喊出“思想自由 , 兼容并包” , 燃起全国各大学热烈求知的学风 , 使教学品质突飞猛进 。 但蔡元培并未筹思如何使大学生学以致用 , 北京大学学生毕业后还是只能做官或老师 。
若做不了官 , 谋不到教职 , 大学生就得失业 。 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土木科第一名毕业的凌鸿勋 , 毕业后做官无门 , 找不到工作 , “只有中学教员尚有机会可以问津” 。 刘景山留美取得宾州大学硕士学位 , 学成归来 , 只能到天津工专教英文 。 胡适原名胡洪骍 , 家境殷富 , 赶时髦到上海念书 , 由小学念到大学(中国公学) , 仍是“前途茫茫 , 毫无把握” , 只谋到一份英语教职 。 胡适写道:“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 , 心里百分懊悔 。 ”感伤之余 , 他改名为“适” , 纪念这“无所适从”的人生低谷 。分页标题#e#
国内师资差 , 只能靠“海归” 。 民国初年 , 海归成为各大学的主力师资 , 却不熟悉国内情况 , 反而拖垮了教学品质 。 耶鲁大学博士何廉于1926年学成返国 , 在船上就收到两所大学聘书 。 他热情走访京沪各所重点大学 , 却发现担当高教砥柱重任的海归派教授大多只是混日子 。 他熟识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李权时 , 同时在上海多所大学任教 , “一年年重复同样的讲义 , 没功夫也没资金去从事研究 , 没功夫更新所使用的教材 , 也没功夫想到学生” 。
“大多数教师都是留英、留美的归国学生 。 实质上 , 他们自己年复一年重复的讲义 , 还是他们各自从国外听到的 , 以及他们在大学时读过的那些书本上得来的呢 。 结果 , 教师在一所大学中任课时间越长 , 他的教学就越死气沉沉 。 ”何廉回忆海归教授使大学教育迅速崩坏 , “只要学生能正确地背出他们的功课 , 就能得到好的分数 。 中国的大学的整个课堂制度 , 有一种非常脱离实际的、矫揉造作的气氛 。 课堂气氛完全像是在温室之中 , 与外界隔绝开来了 。 ”
温室中的教育 , 与社会完全脱节 。 1920年代 , 大学校园出现“毕业即失业”的顺口溜 , 报章更常讥讽大学教育是制造社会游民的“游民教育” 。
大学沦为“游民教育”在当年 , 欧美的大学因应社会需求发展 , 练出来的大学生符合社会需求;中国的大学却与社会脱节 , 学生进社会如同废物 。 何廉是经济专家 , 他惭愧地写道 , 大学的商科学生本领比不上没读过书的小店学徒 。 “我发现从大学毕业的、学经济学的学生 , 对于他所选定的职业 , 是不能胜任的 。 比如一个商科专业学生 , 看不懂中文报刊的金融版面 , 因为他对商业社会的专门术语不熟悉 。 ”
文科如此 , 理工亦然 。 南开大学检讨国内大学的化学工程教育 , 深致感慨:“我国学校与社会之间 , 夙称隔阂 。 隔阂之意 , 盖谓学科与国情不合 , 而学生之所学 , 非即其将来之用也 。 ”农业专家沈宗瀚考入国立农业专门学校 , 对全国农业第一高校的教学品质大感失望:“教员多以讲义及日本标本敷衍了事 。 ”他毕业求职 , 处处碰壁 , 只能当老师 。 他的感慨 , 是当时大学生的写照:“尝尽苦学味 , 终是可怜虫 。 ”
五四运动推动社会改革 , 大学教育的改良便是一大议题 。 饱受教育之苦的胡适首先发难 , 敦请美国思想家杜威来华宣讲“教育即生活”的教育观 , 提倡“教育的目的 , 绝不是知识的积累” , 而是“使学生能参与社会” 。 “学校里的学业 , 须要和学校外的生活连贯一气” 。 只是中国“几十年来的教育改良 , 只注意数量的增加” , 与现实社会脱节 , 因此学校教育“没有生气”“不切实用”“没有兴趣” 。
学校教育必须与社会联结 , 成为当时教育改革家的共识 。 晏阳初推动“平民教育”;陶行知提倡“乡村教育”;张誉大办职业教育 , “以实业辅助教育 , 以教育改良实业 , 实业所至即教育所至” 。 1930年代 , “教育即生活”理念蔚然成风 。 蒋介石在乡村老家溪口办“武岭学校” , 刻意不办普通中学 , 却开辟农牧场 , 办一所五年制农校 。 职校学生考大学固然吃亏 , 但在农场上学会如何将奉化油焖笋制成罐头出售 , 就是“教育即生活”的有用技能 。
基层改革成风 , 大学也知耻图强 。 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唐文治喊出“求实学 , 务实业” , 悉心发展工程专科 , 精选教师 , 重视实习 , 学生本领过硬 , 成为民初交通建设主力军 。 金陵大学与广东中山大学特重农科 , 一南一北发展成中国农林改良发动机 。 暨南大学重点培养开发东南亚尖兵 , 成为国内“南洋研究”重镇 。 同济大学专重医科与工科 , 医科与政府合办卫生所增加临床经验 , 工科学生下工厂实习 , 学生学习程度达到德国大学标准 。
然而 , 有志气的大学只是少数特例 。 1920年代大学改革的主流 , 并不是把学校办好 , 而是争权夺利 。
公立大学由政府拨款 , 是政治圈的肥美领域 , 教育行政却由教育部官员负责 , 学者只能教书领薪水 。 以蔡元培为首的学术界清流派 , 对此深恶痛绝 , 大骂北洋教育部是“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 , 而专鹜营私植党”的“腐败官僚” 。 他们主张模仿法国 , 由学者管理教育 。 1927年6月 , 清流派美梦成真 。 南京政府模仿法国改行“大学区制” , 各省教育厅一律裁撤 , 改为“大学区” , 每区设国立大学一所 , 大学校长就是大学区的教育行政主管 , 大学教授就是各级教育官员 。分页标题#e#
然而 , 大学教授管教育 , 比职业官僚更无能腐败 。 教育行政严重官僚化 , “各校公文往往延至三月尚未批答” 。 各大学尽情掠取教育经费增加编制饭碗 , “呈畸形之发展” , 中小学与技职学校却拮据万状 。 最糟糕的是 , 大学里的派系内斗走出校门 , 向基层延伸 , 各中小学跟着大斗特斗 , “大学屡起风潮 , 延及中学” 。
大学院开办一年 , 南京政府统治地区教育大乱 。 江苏的“中央大学区”各中学挺身抗争 , 痛斥大学区制“易受政潮牵涉”“经费分配不公”“行政效率低落”“影响学风”“酿成学阀把持” 。 蔡元培黯然辞职 , 大学区取消 , 但公立大学已受到重创 , 激烈恶斗更是无休无止 。 1929年 , 国府文官处秘书钱昌照视察北平各大学 , 北京大学的化学试验室“灰尘堆积 , 整个空气不振作” , 北平大学“奄奄无生气” , 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去文理学院听了课 , 给我的印象并不佳” 。
相比之下 , 没进“大学区”的私立大学 , 却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奇葩 。 南开大学特重学以致用 , “文以治国 , 理以强国 , 商以富国” , 即使最冷门的经济系 , 也办成全国经济发展的研究重镇 。 1933年 , 南开新增化工系所 , 校长张伯苓亲自加上“应用”两字 , 强调办学目标不是养成校园学霸 , 而是为国内化学工业培养可用的技术人才 。 应用化工所走出校园 , 产学合作 , 迅速壮大 , 成为产业发动机 。 学生尚未毕业 , 即被业界抢订一空 。 成就惊动南京政府 , 蒋介石亲拨巨款 , 让张伯苓放手大干 。
南开是特例 , 大多数的大学没有南开的志气 , 只靠文凭发财 。
“万般皆下品 , 唯有读书高 。 ”中国人总是学历至上的 。 大学虽与社会需求脱节 , 但文凭值钱 , 靠文凭赚钱的大学数量激增 。 1930年代 , 仅上海一地就有44所大学 。 学生不上课 , 教授懒教书 , 缴足学费、熬满四年就能换文凭 , 俗称“野鸡大学” 。
无教胜于误教公立大学机关化 , 私立大学野鸡化 , 高教快速堕落 , 常使教育界叹息 。 抗战胜利之际 , 胡适登高一呼 , 大学在精不在多 , 要求当局集中全力于十年内办好五所重点大学 。 但紧缩大学是砸人饭碗 , 引爆学界反弹 。 胡适感慨写道:“大家谈的想的 , 都是吃饭 。 ”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 , 成为大学教育从头起步的大好机会 。 蒋梦麟、傅斯年、胡适与梅贻琦等教育界领袖 , 谨记大陆时期教训 , 一致主张大学教育重质不重量 。 主政台湾的陈诚也坚定不增设大学 。
当时台湾只有一所大学、四所学院 。 “教育部长”杭立武为收容大陆流亡学生 , 多次恳求增设大学 , 只争到一所行政专科学校 。 1950年代 , 台湾经济起飞 , 农业社会向工商转型 , 急需高级人才 。 中小学快速增加 , 更形成升学压力 , 但当局仍紧缩大学数量 。
“要办好一所大学 ,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合乎水准的师资 。 ”曾任“台湾省教育厅长”的刘真说明了两蒋时期不愿增设大学的顾虑 , “如果请不到合格的教授 , 便贸然增设此类学科或大学 , 将如何培养合格的大学毕业生?所以有人批评 , 现在有些大学乃是学士、硕士、博士文凭或学位的制造工厂 。 他们认为大学滥发学位文凭 , 比银行滥发钞票 , 为害更大 。 ”
当局不愿成立新大学 , 办学只能另立名号 , 以大陆名校在台“复校”的名义 , 申请设立新大学 。 但高层并不炫惑于名校虚名 。 名校最顶尖者莫过于北大 , 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却力阻北大在台“复校” , 甚至讲了重话:“我在台湾一天 , 绝不让北大在台复校 。 因为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 , 全靠当时有最好的教授 。 目前台湾从哪里去聘请到那样水准的教授?如果没有好教授而高喊复校 , 岂不是砸了北大的招牌 , 使北大变成从前上海的野鸡大学?”
自1949年至1989年 , 台湾人口由800余万增至2000万 , GDP由一年12亿美元增至1500亿美元 , 人均所得由137美元增至7097美元 。 高教需求激增 , 大学却只由1所增至22所 。 两蒋时期重视职业教育 , 大力压制大学 , 宁可办专科学校 。 40年内 , 专科由4所增至77所 。 专科学历虽不如大学光鲜 , 却能学以致用 , 进社会就有工作 。

1937年 , 山西汾阳 , 哈伍德圣经培训学校 , 一群学生在田间学习农业 。 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后下野去大连 , 1931年8月回山西 , 大办经济 , 成为惟一马放南山的地方军阀 。 农业方面 , 他最大成就是开展绥西屯垦 , 为此需要大量农业人才 。分页标题#e#
当局虽然紧缩大学数量 , 却无法改变文凭主义 , 台湾校园出现异常惨烈的升学竞争 。 莘莘学子由小学开始与社会隔绝 , 焚膏继晷苦读题库 , 俗称“填鸭式教育” 。 能考上大学的尖子生 , 多已读成五谷不分的书呆子 。 1970年代 , 由大陆到台湾的老教师逐渐凋零 , 填鸭式教育养成的尖子生渐成教育主力 , 但他们的成长过程与社会脱节 , 各级教育迅速象牙塔化 。
本地师资欲振乏力 , 大学只能走回清末民初的老路 , 以“海归”为教学主力 , 新一代“海归”的素质却使老辈摇头 。 “省教育厅长”刘真回忆了旅美教育家晏阳初的感慨:“这班年轻的博士 , 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台湾社会情况 , 大多缺乏深切的认识 。 而对美国的国情 , 更是一知半解 。 可以说既不了解中国 , 也不了解美国 。 一旦回到台湾 , 在大学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 , 怎能保证不会对青年学生产生误导?”刘真说:“晏先生对我说这番话时 , 颇有一种无奈和忧虑的表情 。 ”
晏阳初对刘真说 , “无教胜于误教” 。 填鸭式教育使大学教师品质低落 , 是台湾高教的致命弱点 。 “理工医农属于科技方面的师资 , 因有国外留学生可以延聘 , 尚不致缺乏 。 ” 刘真观察1980年代的大学教育 , “人文学科方面的师资 , 已有断层现象 。 ”
文科不食人间烟火 , 后果很严重 。 台湾司法界有真实笑话 , 一位自最高学府台湾大学毕业的学霸型女法官审理强奸案 , 被害人悲愤诉说强奸过程包括“吹喇叭” 。 女法官检看卷证 , 眉头一皱 , 指示该“喇叭”是证物必须呈上 。
1980年代起 , 大学师资已由填鸭式教育制造的学霸担纲 , 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渐行渐远 , 理应紧缩 。 1990年代的教育改革却放开限制 , 疯狂增加大学 , 使文科理科一起崩垮 。
大学野鸡化教育家傅斯年生动评价留学生的缺点:“留学生空有文凭 , 毫无实学 , 一学起外国来 , 往往先学习其短处 。 学德国先学其粗犷 , 学法国先学其颓唐 , 学英国先学其架子 , 学美国先学其花钱 , 学日本先学其小气 。 ”
长达50年的填鸭式教育 , 于1990年代激起“教育改革”热潮 。 由留美学者主持的改革 , 却由美国的短处学起 , 好大喜功 , 大量增设大学 。 30年间 , 增设大学百余所 。 至今台湾共有140所大学 , 专科只剩12所 。
大学激增 , 招生数量比考生多 , 人人都能上大学 , 教授的品质却是泥沙俱下 , 教学脱离社会需求 。 “劳动部”统计 , 只有19%的青年能学以致用 。 “学用落差”成为台湾教育界公认的最大危机 。
增设大学的主要好处 , 是使大学财源滚滚 。 两蒋时期的大学在校生人数 , 一般控制在总人口的0.5%左右 , “教育改革”之后狂飙到5% , 2020年的在校学生人数达到121.3万人 。 5%的人口缴学费 , 教育经费更跃升为台当局第二大财政支出 , 比率恒在总预算的20%以上 , 教育已成为台湾的主要产业 。 只是各大学没有真本事 , 只能以噱头取胜 , 开设大量华丽而空洞的系所 , 粗制滥造对社会全无用处的课程 。
2019年 , 中州科技大学闹出笑话 , “机械与自动化工程系工程技术硕士班”的论文竟以命理风水为主题 。 “私校工会理事长”尤荣辉批评高教已经“野鸡大学化” , 引起教育界反思 。
“很多学校对学位品质的管控已很难做好 , 只要有学生愿意来读就谢天谢地 , 有些大学就成为提供所谓低级教育的大学 。 ”台大教授王立升批评道 , “那些学校的毕业证书不过就是一张缴学费证明 , 浪费学生时间也浪费国家资源 , 大学退场问题须尽快有效解决 。 ”
学生渐渐知道取舍 , 许多浮滥科系招不到学生 。 即使是“清华大学”之类的顶尖大学 , 也出现系所“零注册”奇景 。
大学闹出无人注册的闹剧 , 只能裁员减招 。 近年来 , 台湾出现“大学退场”与“科系停招”热潮 , “失业教授”与“流浪博士”成为社会一景 。 2020年6月 , 一位原于永达技术学院担任系主任的失业教授江赵勇接受访问 , 感慨身为教龄21年的资深教授到公司应聘 , “老板一听到我之前是技术学院老师 , 就不想再问了” 。
【大学|高考7分就能上大学?这些人上学19年,却只沦为“啃老族”……】技术学院理应是产业进步的尖兵 , 企业老板却看不上技术学院的资深教授 。 如此教授 , 教出来的学生 , 自然是毕业即失业的啃老族 。


    来源:(凤凰WEEKLY)

    【】网址:/a/2021/0210/kd6979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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