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考里斯马基：在光影中探索芬兰人的精神世界( 三 ) 阿基·考里斯马基《浮云》剧照

正义和善良是阿基·考里斯马基着力表现的另一突出的芬兰民族性格。他的“难民三部曲”可谓这种民族性格的绝唱。以他最近的一部难民片《希望的另一边》为例，这部作品讲述了以瓦尔德玛为首的一众餐馆员工全力救助叙利亚难民哈立德的感人故事。瓦尔德玛原本也不过是一个游走在赫尔辛基超市的衬衫推销员，也面临着自身的精神危机，可餐馆刚刚开业就邂逅了命悬一线的哈立德。为了拯救哈立德，瓦尔德玛不仅为他提供了藏身和寄居之处，而且冒着巨大的风险为他提供了工作，并帮他伪造了身份，随后又千方百计地帮他找到妹妹。如果说瓦尔德玛和他的芬兰员工们对哈立德的救助是基于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情怀，那么这种人道主义情怀的主要构成元素就是芬兰人的正义和善良。
冷幽默和极简主义的镜头语言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还在于他创造了别具特色的美学风格。他的整体镜头语言呈现为一种极简主义风格。极简主义一般认为由法国导演布列松所建构，它的基本特征是构图上的高度简约化、叙事上的高度省略化和表演上的高度内敛化。这些基本特征都被阿基·考里斯马基所继承，而他本人也从不掩饰对布列松的崇拜。因此，我们从他的影像中看到最多的是极少的对话、面无表情的人物和简略的叙事。但除了这些共同的极简主义特征之外，他还在此基础上打造了极具个人特色的电影美学。
首先，他创造了芬兰特色的喜剧电影。喜剧电影有很多不同的风格，如卓别林式的夸张喜剧、好莱坞式的歌舞喜剧等等，而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则以独具芬兰民族特色的幽默（即冷幽默）为其主要标志，其美学机理主要有三重：
第一是通过整个故事的荒诞性来创造讽刺式幽默。这从他的电影首秀《罪与罚》中就已经初露端倪。从美学品格上讲，电影《罪与罚》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已经迥然不同，故事的主人公海克曼杀人后不去自首，反而让目击者爱娃去报警；报了警的爱娃在警局作证时，面对海克曼又矢口否认他就是罪犯；从保险柜中取出犯罪证据的乞丐本是一个无辜者，面对警局审讯，却承认自己就是杀人者；警察局长萨尔曼明知海克曼就是罪犯，却因没有证据而无法逮捕他；而本可以安然出逃的海克曼最终却选择了自首，这一系列人物性格及其行为方式因为显而易见的荒诞而生发出穿透骨髓的幽默感。此外，《我雇了个合同杀手》《天堂阴影》和他唯一的一部无声电影《尤哈》所遵循的也是同样的幽默逻辑。这样的电影虽然有些荒诞，却能带给观众一种带泪的笑，一种深思的笑，这正是阿基·考里斯马基所建构的喜剧电影美学。
富有民族特点的对话来建构冷幽默氛围。对话在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中本来就很少，而他对这有限的台词又进行深度加工和提炼，特别是善于从芬兰民族性格中去挖掘幽默元素，彰显出高超的艺术匠心。《希望的另一边》在此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证件伪造师面对哈立德，一本正经地问：“性别为男还是女？”随后他又对着瓦尔特姆说：“我们也可以把你变年轻，至少从身份上。 ”再以《天堂阴影》为例，易昂娜从公寓搬出后，想住一晚宾馆，此时她跟宾馆服务员的一段对话就极具幽默感：“单人间多少钱？”“300带早餐。 ”“不要早餐呢？”“一样。 ”“那给我开一间吧。 ”“已经客满了。 ”“那为什么不早说？”“对不起！”诸如此类的台词在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中随处可见，构成了其独特的冷幽默风格的一个重要维度。
第三是通过精心设计的矛盾冲突建构幽默美学。在《浮云》中有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情节：从电影院出来的凯瑞愤怒地要求售票员妹妹退钱，其理由竟然是“不是说喜剧吗？可我一次也没笑，骗子！”可妹妹告诉他，他根本没付钱买票。这段情节设计充满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又很符合芬兰民族的性格特征，可谓将潜藏在芬兰民族性格深处的幽默文化基因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来。类似的幽默建构方式也大量出现在《升空号》《列宁格勒牛仔征美记》《列宁格勒牛仔遇见摩西》《希望的另一边》《没有过去的男人》《薄暮之光》等电影中。
另外，阿基·考里斯马基善于运用独具民族特色的芬兰民族音乐来建构自己的影像美学。芬兰民族能歌善舞，各种音乐盛会终年不断，饮誉全球。我们能够从他的电影中领略到几乎所有的芬兰民族音乐。《火柴厂女工》中的配乐主要由上世纪60年代的芬兰摇滚乐和探戈舞曲组成。影片中雷约·泰帕莱本色出演，他演唱的歌曲《梦幻仙境》是芬兰所有探戈中最著名、也是最受欢迎的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