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北宋大文豪苏轼，德才兼备，为何仕途那样不顺？苏轼出生于宋仁宗景祐年间

苏轼出生于宋仁宗景祐年间，于宋仁宗嘉祐二年中进士及第，苏轼的出仕时间基本是在宋神宗和宋哲宗时期。
宋神宗时期，苏轼历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后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使。
宋哲宗继位后，苏轼升任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后又外放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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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相比于成为宰辅，苏轼的仕途是比较不如意的，但是相对于一般的官吏来讲，苏轼的仕途算比较顺畅的，为什么这么讲呢？
北宋与之后的明清时期不一样，地方官做到知府一般就到头了，北宋虽然在州、府之上还有“路”一级单位，相当于后来的省，但是各路的转运使并非是由知府、知州晋升上去的，一般都是朝廷直接指派。
而知府在宋朝属于非常重要的一个进阶跳板，知州、知府一级的官员是很有机会升任中枢，就任宰辅的，王安石从江宁知府升任参知政事，范仲淹亦是从庆州知州任上升任陕西路安抚使，再进为枢密副使，然后成为参知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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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苏轼的仕途只不过是相对于他的名气没有那么高的成就罢了，要真的说多么不顺利其实并没有，或许很多人都认为苏轼可以升任中枢，担任宰相，但其实名气大的，德行好的文人，又有几个能够承担起宰辅的重任呢？
苏轼仕途波折的起因，一桩莫须有的“乌台诗案”
苏轼为父亲苏洵守孝三年后，回到汴京，继续为官，此时已是熙宁二年，北宋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
熙宁四年，苏轼上书评论新法的弊端，令王安石非常生气，王安石虽然是北宋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但是心眼是很小的，容不得别人说他不好，因此就开始给苏轼穿小鞋。
苏轼被迫自请离京，所幸王安石的愤怒并没有影响苏轼今后的仕途，苏轼外放为杭州通判，三年后升任密州知州，后改任徐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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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到任湖州后，例行公事的苏轼给宋神宗上了一道《湖州谢表》，是官员就任后给皇帝的感谢信。
但是苏轼的这封《湖州谢表》却给苏轼惹了一身祸，其实早在熙宁六年，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沈括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情况时，看到苏轼的诗作，就曾上奏宋神宗认为苏轼诽谤朝廷，只是当时朝廷没有重视。
【苏轼|北宋大文豪苏轼，德才兼备，为何仕途那样不顺？】苏轼在《湖州谢表》中写道：“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
被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弹劾，指责苏轼攻击朝政，反对新法，宋神宗大为恼火，派人赶往湖州，将苏轼押解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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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在审查苏轼的时候，苏轼之前的诗作都被翻出，苏轼对抨击新法的罪责供认不讳，其诗作中牵连的人员达数十人，司马光也牵连其中，一批新法人士强烈要求处死苏轼，但在王安石等人的求情下，宋神宗免苏轼死罪，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
“乌台诗案”成为了苏轼人生的转折点，原本虽然反对新法，但是他在神宗朝的仕途还算顺畅，在地方上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在新法执政期间，稳步提升，升任四品知府是没有问题的，但此案断送了他在神宗一朝的前程。
不容于新党，又不见谅于旧党，成为苏轼仕途受限的重要原因
熙宁四年，苏轼的上书批评新法，以及在各地为官的诗文抨击新法，与新党的矛盾最终酿成“乌台诗案” ，为苏轼贴上了旧党的标签，走上了新党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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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去世之后，宋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称制，重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苏轼被重新启用，以朝奉郎身份知登州，不久之后，累官升至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苏轼看到旧党上台后，尽废新法，大肆打压王安石变法期间提拔人员，苏轼看不惯这种行为，认为与新法期间所谓的“王党”是一丘之貉，于是上书进行劝谏，抨击旧党执政出现的弊端，因而又遭到旧党的诬告和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