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士大夫，唐宋时期的士人，与明清时期的士人有何心态上的差异( 二 ) 中国古代所常说的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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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朝士人安于现状，容易满足
此时每一个士人心中都形成了封闭结构，他们无法在外部世界寻找平衡寻求解脱，所以只能在内心去调节各种情感，宋朝士人的内心世界藏着一切悲欢离合，也在思考各种人生哲理，所以宋朝的文人士大夫要比唐朝更加敏感脆弱，不像唐朝那样意气风发，他们更多以一种敏感细腻的视角去看待世界，这也使得宋朝士人更容易满足，也更安于现状，沉迷享乐，迟缓克制是他们的主要特征。
不过总的来说，唐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心理结构是一脉相承的，从自由豪放到敏感系列并不是一成不变，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也有禅宗的影响，一直以来中国古代宗教观点都相对淡薄，但是唐宋时期，禅宗竟然能够做到风靡一时，彼时的文人士大夫人人谈禅的情况可谓前无来者后无古人。
三、明清时期的士人心态
1、影响士人心态的因素
影响士人心态的因素，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时局的变化以及家国情怀的传承，到了明清时期，封建王朝逐渐由鼎盛走向没落，尤其是明朝建国初期，对于文人士大夫的打压颇为严重，这也使得明朝士大夫往往都有隐居的理想，对于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来说，无论是出世还是入世，都要在政治上作出选择，隐居并不是儒家所推崇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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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隐居成为士人追求
到明朝时期社会的激烈动荡使得明朝士人心态发生极大变化，他们不再致力于为国家鞠躬尽瘁，而是开始寻求隐居，隐居观念也逐渐从身隐向心隐转变。在我们的理解中，明朝的社会动荡远不如唐宋时期激烈，但是明朝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给士大夫极大的思想冲击，尤其是明朝士人的性格和残酷的官场格格不入。
从明朝开始选择隐居的官员大多都是文官，而武将基本没有隐居的说法，甚至他们都没有类似道路可以选择，对于明朝士人来说，无论是选择围观还是隐居，都十分矛盾，他们内心中传统的儒家观念一直在鞭策自己实现志向，报效国家，但是实际情况和来自社会朝廷政治的多重打击都在打压着文人与生俱来的高洁和傲气。那些自视清高的文人很难在污浊的名利场中找到定位，所以明朝时期的士人无不是向往山林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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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一些士大夫的性格并不支持放弃仕途，选择隐居，但是在官场中的奋斗拼搏并不会让他们满意，长期看不到希望会使得士人产生对于自我的政治怀疑，他们对政治的兴趣会逐渐消磨，这对于国家以及士人本身来说都不是好事。明朝士人在经历这些打击之前总是不甘心放弃志向的，但是这种不甘心并不能改变实际情况，于是他们为自己的隐居开设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在隐居的同时，他们同样可以享受官场给他们带来的名利和前半生努力所带来的内心满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心隐，这对于士大夫来说是一种双赢的选择，但对于明朝整个国家的机器运作来说，同样不是一件好事。
3、经济发达，思想不甚开放
明朝发达的经济其实和盛唐时期不相上下，不过明朝在思想文化和对外政策上并不像唐朝那样先进，所谓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只是萌芽，并未形成资本主义，而如此发达的经济给明朝士人归隐山林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明朝时期，许多文人在做官的时候享受极其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是隐居的时候并不能依然如此，他们既然已经享受到名利所带来的快乐，就不愿意饱受失去名利之苦。这种矛盾的心态也构成了明朝士人的心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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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无论是唐宋时期还是明清时期，真正能够跳出官场和名利限制的士人是在少数的，唐宋时期的那种豪放细腻，也基于名利场的成就，文人天性的高洁和傲气同官场中的种种尔虞我诈以及污浊环境并不相匹配。那些能够在官场中如鱼得水的士人，其实已经被官场所同化，从另一种层面来说，他们也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
《新唐书》
【同为士大夫，唐宋时期的士人，与明清时期的士人有何心态上的差异】《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