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的医院、研究机构之间缺乏及时的交流的渠道 。
在制度转型形成的灰色地带里 ， 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牺牲和危机的扩大 。
在政策的实施上 ， 最开始对这种不知名的疾病 ， 为了尽量不引起社会的恐慌 ， 维护社会稳定 ， 基本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减小SARS消息带来的负面影响 。
但是 ， 在知道了SARS引起的后果后如果仍然没有权威的说法 ， 人们更容易相信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 ， 各自采取措施来实行自我保护 ， 从而加剧了恐慌 ， 比如最早在2002年底在广东产生的抢购白醋、抢购板蓝根等的风潮 ， 以及后来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治疗SARS的偏方等等 。
与疫情初期相比 ， 4月下旬以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加入SARS研究的世界开放实验室 ，。

19、共享国际资源；争取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技术、人员等方面的援助；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等媒体 ， 及时公布各个地区SARS疑似人数、确诊人数以及由疑似转为确诊人数等信息 ， 以及世界各国有关SARS研究的最新进展信息不对称分布的改变不仅赢得了国家社会的援助 ， 有助于改变由SARS带来的中国在国外消费者和投资者心中的形象损失 ， 而且大大降低了国内社会对不确定性本身的恐惧 。
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的重要性在这次冲击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由此看来 ， SARS冲击带来的制度性影响是促进了整个政府管理体制以及卫生管理体制的变革 ， 向一种更加透明、信息反应更加及时的制度转变 。
（二）增长与发展的选择 在增长 。

20、和发展的关系上 ，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经济增长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发展 。
经济发展的指标除了经济增长之外 ， 还要包括人均寿命、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居住环境等等 。
但是在实践中 ， 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位置上 。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 我们的人均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都处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 ， （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1）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2002）而且在经济转型时期需要处理各种制度以及非制度上的矛盾 ， 因此 ， 我们一直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 ， 即使是在1998年 ， 遭受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影响和大洪水之后 ， 中国政府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仍然是“保八” 。
在经济增长目标导向下 。

21、 ， 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相对减少 ， 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时 ， 由政府财政拨付的卫生总支出中 ， 还有19用于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 ， 到了1995年 ， 这个数值下降至12 。
可同期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却是连年以两位数的比例在增长 。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以及卫生年鉴（2002）有关数据计算 。
）与此同时 ， 卫生医疗制度的改革是与社会保障体制、企业改革等等相联系的配套改革 ， 而且滞后于后面两者 ， 经历若干年的改革 ， 政府的公共卫生职能和医疗卫生市场仍然无法分开 。
在农村 ， 改革开放以后 ， 原来的以公社、大队为基础的医疗体系已经解体 ， 而新的以合作医疗为主要形式的医疗制度由于乡镇财政困难以及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等原因 。

22、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
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 ， 就使得我们应对诸如SARS之类疾病冲击的预防与治疗基础设施上从一开始就存在不足 。
在疫情严峻的时候 ， 世界卫生组织紧急派人来华 ， 有个叫拜努力的该组织官员前往北京南部的一家大型疾病防控机构考察 ， 发现该机构设备破旧不堪 ， 已处于半瘫痪状态 。
经估算 ， 该机构要想有效运转 ， 至少要投入500万美元的资金 ， 即使是这样的机构 ， 在全国也只有五六家 。
（注：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03年5月6日 。
） 这次危机促使很多人反思我们的发展目标 。
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是处理国内经济改革中各种问题的基础 ， 但忽略发展问题则会减少用于公共风险需要的投入 ， 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风险反应弹性 ， 由此带来 。

23、的种种缺陷在这次危机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
（三）非正式制度的变化：社会道德与社会心理 与正式制度相比 ， 社会道德和社会心理都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 。
一套社会认可并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有利于约束“损人利己”的行为 ， 提高社会的信用程度 ， 降低交易成本 。
不仅如此 ， 道德规范的出现还可以改变信息在社会各阶层、部门之间的分布 ， 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 。

稿源：(未知)

【傻大方】网址：/a/2021/0821/0023863887.html

标题：国民经济|国民经济短期与长期分析论文(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