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俩有共同的感觉,读博之前都是一个起步阶段,读博之后经过训练,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学术规划,而不像以前只是懵懵懂懂地搞研究 。
”周佑勇有着相同的看法,“要有一种学术的延续性 。
” 周佑勇的研究就是从行政法的原则入手,进一步扩展到行政裁量 。
他表示,做学术最重要的就是专注,“从原则到裁量有一个学术的传承性 。
这样逐步在规划自己的研究 。

7、,专注于自己的学术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自己走向深入,有影响力,取得重大的成果 。
” 刘艳红说,在博士毕业后的发展中,周佑勇给自己的帮助,不再是像以前那样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文章如何去写,而是从相互的交流变成了给自己压力 。
“他说你没有代表作,没有自己的亮点,没有让人一提起你就知道你这个人的成果是什么的那样一个作品,你必须要打造自己的学术标签 。
他老这么唠叨,唠叨了好多年,我特别的痛苦 。
”刘艳红笑着说 。
在周佑勇的督促下,经过苦苦思索的刘艳红决定把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继续深入下去,进一步由犯罪论到刑法观,由基本理论到比较抽象的理论研究,然后在抽象的理论研究之后过渡回来,将之贯彻为自己的犯罪论体系 。
“ 。

8、我就慢慢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然后自己坚定一点,那就是,要做的话就要 做到极致 。
”从2001年博士毕业后的十多年里,刘艳红就一直专注于同一个问题 。
2009年,刘艳红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以实质刑法观为名出版,并迅速引起了刑法学派之争 。
“实质刑法”自此不但成为了刘艳红个人的学术立场,更成为了刘艳红特色鲜明的学术标签 。
2013年,该成果更荣获第六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
“对于我们来说,写一篇文章很容易,发表也很容易,有的人发几十篇、上百篇 。
但没有代表性成果,写出来也是没有意义的 。
”周佑勇解释说 。
刘艳红觉得,目前不少学者都没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印记 。
“在这点上,我挺感谢他的 。
我有个缺点,容易自 。

9、以为是,总认为自己成果多,但他老是打击我,让我重新去思考这些问题 。
”刘艳红笑着说 。
重建东大法学院的艰苦时光 在学术上勤奋努力的同时,刘艳红和周佑勇的教职生涯也在不断突破 。
2002年,在武大博士毕业后留校执教的周佑勇晋升为教授,一年之后,刘艳红也被引进到武大法学院,并破格晋升为教授,和丈夫同时成为博士生导师 。
刘艳红的学生、曾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的刑法博士、现为东大法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的欧阳本祺说:“在武大,大家给周老师和刘老师起了一个名字叫神雕侠侣,因为他们当时是全国法学界最年轻的教授、博导夫妻 。
” 2006年,在东大校长易红的推动下,东大决定恢复成立法学院,并向全球招聘院长和知名教授 。
想成 。

10、就一番事业的周佑勇决定迎接挑战,告别在武汉大学好不容易安稳下来的生活 。
刘艳红则支持了丈夫的想法 。
“学问做到一定程度不能光自己做,要带动一个团队来做,这样人生的价值更大一些 。
所以觉得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就试一试,能不能把这个法学院建起来 。
”周佑勇说 。
尽管有决心,重建东大法学院的挑战还是超出了周佑勇夫妇的想象 。
从生活上到工作上,他们都面临着不小的困难从亲友温暖的江城到人生地不熟的南京、从一流法学院的平台到一个全新的法学院、从创业的理想到严峻的现实其中的种种艰辛只有周佑勇夫妇默默体味 。
开办法学院时,学院的软件、硬件方面都极度匮乏 。
根据东大理工强势、法学薄弱的特点,周佑勇在强力引进人才的同时, 。

11、提出了“交叉性、团队式、实务型”的办学思路,依托学校的理工强势学科来发展法学学科 。
在东大的每一天,周佑勇都在承担着繁重、艰难的工作 。
东大法学院副书记高歌说,时常挂在周佑勇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事情没有做好,怎么能休息呢?” 欧阳本祺告诉采访人员,周佑勇为了法学院建设牺牲很大,包括自己的学问 。
“他到东大之后,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法学院的建设上,两年的时间头发都白了很多 。
” 刘艳红告诉采访人员,自从来到东大之后,周佑勇基本不管家庭,“家对他来说主要是个住的地方” 。
家里的一切周佑勇从来不需也不用过问,因为刘艳红完全帮他解除了后顾之忧 。
对于妻子的支持,周佑勇总结说:“她把所有家庭上的事全部承担下来,给了我很大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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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法学家|法学家伉俪的幸福生活(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