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一家七代引种推广甘薯、解人口饥荒，这位福建人被誉为“中国甘薯之父”( 二 )

著名历史学家夏鼐《略谈番薯和薯蓣》一文指出：“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末年便已接近六千万，到明代极盛时仍只有六千万有零，清初以战乱有所减少，但是到乾隆六年（即1741年），便达一万万四千余万，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这样的人口激增，虽然与版图的扩大、田地的开辟，及赋税的改变都有关系，但是与明朝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恐关系更大。 ”
新中国成立后，红薯种植食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从四万万同胞的人口基数增长至八亿工农群众，作为经济尚不发达时期的代粮“重器”——红薯扮演了重要角色。待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据农科专家测算， “今日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甘薯生产国，产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三” 。而当时的中国人口，也将突破十亿大关。
陈振龙及其子孙虽出身布衣，商贾为业，却一心情系民生，花费了七代人的心血，引种、推广种植番薯，终有所成，泽被苍生，功德无量，为后人纪念。晚明史学家何乔远曾作《金薯颂》称赞陈振龙引种之功。清代中期，百姓在福州、福清等地建报功祠，主祀金学曾，配享陈振龙、陈经纶、陈世元。
清道光十四年（1834），福州人民为了纪念陈振龙和金学曾大力推广种植番薯的功绩，在乌山建“先薯亭” 。 1957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又重修了“先薯亭” 。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亭前悬有一幅黑漆烫金刻制的楹联，联曰：
引薯乎遥迢德臻妈祖
救民于饥馑功比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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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薯亭（周锦云摄）
联句将陈振龙等引种红薯的功绩，比作妈祖、神农，这样的评价与尊崇从侧面反映了陈振龙等引种红薯的功绩，造福华夏、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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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薯亭记》（资料图片）
370年后， 1962年冬，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到福州考察，特地去福建省图书馆查阅一本奇书——《金薯传习录》。这本《金薯传习录》专门写红薯的栽种方法、培育过程。透过那些已经泛黄的纸页字行，红薯传种中国最明确、具体的记载跃入眼帘，郭沫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诗意，挥毫写下了《满江红——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
挟入藤篮试密航，
归来闽海勤耕植。
此功勋，
当得比神农，
人谁识?
【【爱历史】一家七代引种推广甘薯、解人口饥荒，这位福建人被誉为“中国甘薯之父”】（本文综合“掌上长乐”原文和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