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班婕妤：儒家礼教的虔诚践行者( 三 )

那么，是不是说，升迁无望的官员，可以通过将女儿培养成超级才女，来提升家庭阶层呢？如果这样，这种家庭的女孩子，是不是需要出于功利的目的拼命读书呢？从现实的历史来看，超级才女出现的概率，远远小于六品官擢升为五品官。如果选择用这样的路径来提升阶层，希望未免过于渺茫，还不如做父亲的自己好好努力。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复制左棻的路径。因为，成为超级才女，对天赋的要求太高了，家庭的支持、个人的努力，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穷人家的女儿从未成为超级才女，是因为她们得不到充分的教育，但，教育的作用是有上限的，权贵家庭比起殷实向学的儒素家庭，并不能提供明显优越的教育。在同等的教育水平下，天赋的作用就很关键了。权贵之家不产生超级才女，并非像人们直觉的那样，权贵女儿不肯努力，而是权贵阶层的基数太小，随机产生的一流文学家，更有可能落在基数较大的儒素家庭。
左棻虽然亦未被封后，但她的命运要好过班婕妤，大概是晋武帝吸取了汉成帝的教训。与班婕妤一样，左棻也有赋传世，她没有与帝王恩断义绝的经验要书写，就只好写《离思赋》，写离开娘家的愁思。这里似乎有刻意模仿班婕妤之嫌。据说，这篇赋甚至是“受诏”作的。除赋以外，左棻也会为去世的皇后作诔，为新封的皇后作颂，履行文士的职责。
南朝刘宋时，鲍照曾对宋孝武帝说：“臣妹才自亚于左棻，臣才不及太冲尔。 ”（《鲍参军诗注》，中华书局， 2008 ， 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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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超像
不知鲍照对皇帝说这句话的用意为何，但至少可以看出，鲍照、鲍令晖在成长过程中是以左思、左棻为榜样的。不过，宋孝武帝大概是因为统一大业遥遥无期，并没有汉成帝、晋武帝那样的闲心。在大乱世中，纵有才女，也再无法复刻左棻的经验。
当李唐王朝坐稳了大一统的江山，晚年的李世民心思又开始活动了，他征召了南方才女徐惠入宫。徐惠从才人做起，很快升到婕妤、充容，身后追赠贤妃，在后位虚设的时代，成为进入《后妃传》的重要妃嫔。
在徐惠擢升充容时徐惠之父才获得“水部员外郎”的官职，看起来，徐惠应该算是出身寒门。然而，从她“四岁诵《论语》《毛诗》”、八岁作楚辞来看，徐惠幼年接受的教育很好，在古代社会（特别是战乱刚刚结束的时代）能这样教育幼女的家庭，是很不同寻常的。
《新唐书》只称徐惠为湖州人， “湖州”恐怕是她的出生地而非郡望。徐惠出生于南朝故地，家教如此突出，令笔者不由联想，她会不会与徐陵存在一定关系？在士族社会，名族往往垄断优势资源，再加上有地位者往往会联宗，因而在同地域同姓氏的名人间产生联想，并非完全多馀。陈朝灭亡后，陈朝文学重臣徐陵在政治和文学上都受到贬抑，如果徐惠与徐陵存在关系，史官也有动机加以回避。这或许也可以解释，徐惠的父亲能给女儿提供顶级的文学教育，却不能在唐王朝获得像样的官职；可以解释，史官在惯为传主攀附名门的时代风气下，却对徐惠家世语焉不详，说得好像徐家只是突然从平民中脱颖而出似的。
即使徐惠与徐陵毫无关系，也应看到，徐家累世生活在宫体文学繁盛之地，接受的是南朝的诗学文化。陈朝有妃嫔参与唱和的先例，即使其文学水平不高，但“满宫学士皆莲色”的一时盛况，势必会给陈朝子民留下深刻印象，从而有力地促进女性学诗。因此，我们不应忽视徐惠身上的南朝诗学背景。
隋唐的前身北周，原本诗学文化相对落后。是庾信带来了南朝诗学文化，李世民等关陇贵族热爱宫体诗，是笼罩在庾信的影响下的。庾信本与徐陵并称，但由于陈朝是最后的被征服者，徐陵在初唐的地位已无法与投奔北周的庾信相比。作为政治家，李世民当然首先要维护关陇贵族的利益；作为贵族文学家，李世民却无法挣脱少年时代接受的文化影响，难免对南朝文化生出隐秘的向往，李世民重用的南朝士族虞世南，就曾是徐陵的弟子。在回顾六朝文学时，李世民往往不像魏征等山东士族那么激烈，而是会做出一些有利于南朝的折中，或许也与此有关。坐拥四海之后，李世民难免会对真正的南朝怀有一点好奇，想看看曾经与庾并称的徐。召善于作诗的徐氏才女入宫，或许就有这样的心理。从政治家的角度讲，这也不失为向南朝遗民表示友善、宣示主权的一种有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