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班婕妤：儒家礼教的虔诚践行者

中古士人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中古士族文化中“寒素”概念的所指同样复杂而微妙。如果我们把目光聚集在士族女性身上，将入仕朝廷代换为入选宫闱，则可以大大简化问题，观察到一些有趣的现象。
在中古社会，得到良好教育而能吟诗作赋的女性凤毛麟角，其中入宫为妃者更是屈指可数。她们的生平事迹本不待笔者多言。本文意在从士族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那些耳熟能详的细节。
女诗人成为高级妃嫔，始自汉成帝时的班婕妤。汉成帝与班婕妤的因缘，更多地有一些偶遇的味道。成帝并未特意征召才女入宫，班婕妤是以世家之女的身份入宫的，入宫时其仅为身份最低的少使，禄视四百石。非权贵的中等士族女儿入宫为低级嫔妃，只是正常的礼制，并未见出优待。但成帝很快就“大幸”班氏，将其擢升为“视上卿，比列侯”的婕妤，显然是折服于班氏不让须眉的才学和儒家人格魅力。
成帝是崇尚儒学的。王葆玹先生在《西汉经学源流》（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中指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成帝朝才实际完成，只是出于其他原因才全部归功于汉武帝。此前没有先例告诉成帝，女性也可以拥有儒者的才学和胸襟。成帝见到班婕妤这样的人物，一定是万分惊喜的。班婕妤的擢升，也应看作当时崇尚儒学的一个表现。
班婕妤除了文采飞扬，也是儒家礼教的虔诚践行者。成帝出于宠爱想要与她同辇，却被她认为不合礼法，严词拒绝。班婕妤的做法，让人觉得有点儿“别扭” ，按理说，帝王与爱妃同辇一般是由外朝的方正宿儒来反对。班婕妤身为女性，自己把这样的话说出来，是做了本该由儒生做的事。在今天看来，班婕妤未免显得有些迂腐，但应看到，她对儒家理想的践行，并非限于把自己放在柔顺、附庸的地位，而是与男性儒士一样，试图构建一个理想中的社会秩序。这也显示出这位儒家才女独特的人格魅力。
可惜，汉成帝和班婕妤的故事并没有美好的结局。班婕妤和许皇后一起，受到赵飞燕姐妹的构陷，被指控从事巫蛊活动。巫蛊是与儒家礼教背道而驰的，班婕妤以儒家礼教立身，赵飞燕便用最不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事来诬蔑她。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儒，大多受过这个手法的诬陷。班婕妤的侄孙班固，在《汉书》中力陈了班婕妤的冤屈。
汉成帝并没有处罚班婕妤，反而赏赐她百金，以示安抚，他大概仍然是希望班婕妤留在自己身边的。而班婕妤却早已对一切感到厌倦，或许，她已看透汉成帝并不足以实现儒家理想的圣王政治，于是，她自请到长信宫去陪伴太后。有人认为，班婕妤是在保护自己。其实，在不可能跟皇帝离婚的前提下，这是班婕妤抛弃汉成帝的唯一办法，就像对皇帝失望的男性儒士会选择归隐田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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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
在归隐长信宫期间，班婕妤写下了她的名作《自悼赋》。一个人最好的作品，总是产生于最失意的时候。男性士人最常见的失意是被贬谪，班婕妤则以女性的方式感受着类似的命运。
作为女性，班婕妤的出处进退无不与古代男性儒士的命运暗合。她的故事不断为后世的诗人所吟咏，也是因为她更能激发男性士人的共鸣。
在与班婕妤的关系中，汉成帝是失败者，他给后世留下了宫闱不修、不知崇礼贤女的印象。汉成帝连一个班婕妤都不能善待，足见他没有能力按照儒家的理想治理庞大的汉王朝。班婕妤的样板，却让后世的帝王蠢蠢欲动。他们也想得到这样的才女，与之讲论诗礼，更以其存在彰显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一旦有机会，他们就要复刻汉成帝与班婕妤的相处模式，而无视其悲剧结局。他们或许在幻想， “这一次我可以做得更好” ，从而可以证明自己比汉成帝更适合统治这个国家。
为了续写班婕妤的故事，帝王们尝试过各种办法。
一种办法是征召权贵家的才女为贵人，然后封她们做皇后。比如和帝邓皇后为太傅之孙，顺帝梁皇后为大将军之女。她们也终生奉行儒家道德，透露出模仿班婕妤的痕迹。她们渴望成为班婕妤，她们的皇帝丈夫则渴望娶到班婕妤，一代又一代的东汉皇后，替班婕妤经历了故事的美满结局。
遗憾的是，东汉的这些儒士皇后，再也没有人像班婕妤那样，写出传世的诗赋。从入宫后的表现来看，她们的“女德”并非一味地柔顺，而是真正体现了儒家理想；她们作为太后能称制、治理国家，文化水平确实不低。说她们娴于经史，当非溢美之词。她们没有成为文学家，并不是因为她们的智力和知识逊于班婕妤。这或许是因为，她们的人生如愿以偿，没有经历足以激发文学创作的挫折。皇后不能成为文学家的原理，或许正与男性权臣很难成为文学家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