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丨探析唐代的丧葬文化观念( 二 )

对于兴起于唐中晚期的著名大家族播州杨氏的墓葬群的考古发掘正是采用了这种方法。
播州杨氏自唐中晚期成为播州的主人，历经各代，最终毁于万历年间的子孙杨应龙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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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经数百年的播州杨氏家族历史对于当代人了解播州当地历史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可以说这是肃穆的等级制度表现在丧葬文化中的对于历史发展的积极一面的体现。
其次是随葬品的多寡，对于这方面很好理解，首先以个人的视角来看待此问题，个人在拥有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就渴望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从古至今，案例很多。
而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允许这种现象发生，故对于陪葬品多寡的规定除了维护高等级人员的地位之外，还抑制了低等级人员的僭越行为，其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商贾们。
《旧唐书》曾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卿可严加捉溺，勿使更然” ，商人们的陪葬品的多寡在唐代被严加监视，这是统治者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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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因素对于丧葬制度的影响
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地位，常常会采取一些措施来拉拢人心，同时在等级森严的唐代社会，普通人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也会主动采取一些措施。
而墓葬制度作为封建礼法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的各类欲望为其添加了太多政治因素，故政治因素对于丧葬制度有巨大的影响。
首先是统治者依靠丧葬制度来拉拢人心，郑仁泰与尉迟敬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前面的墓室形制中谈到，除了皇族宗室外，还有特殊功绩的臣子可以使用双室砖墓。
这两位唐初军功集团的泰斗就属于后者，在他们死后使用了双室砖墓埋葬，除了对其生前功绩的表彰之外，更是对其背后的利益集团的拉拢。
《大唐六典》中记载有：“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别赦葬者，供余并私备” ，这里的别赦就是指的在传统立法之外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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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时的唐俭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其死后其随葬品远超礼法所规定，这正代表了统治集团对其一生功绩的褒奖，以勉励其后继之人。
再就是后世通过提高已离世之人的墓室规格，进而提升自身现在的地位，这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武周篡李唐之后李唐王朝复辟的历史事件。
在武则天初篡位之时，为了打压原有的李氏家族，对李唐皇室采取：“皇室诸王有德望者，必见诛戮。 ”因此，大部分李氏后裔惨遭屠杀。
随着唐中宗的继位，天下重归李氏之手，但此时朝廷内武则天旧势力依然强大，为了显示正统所在，唐中宗采取的措施是为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冤死的李氏后裔提高丧葬等级。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宗的一对儿女李重润、李仙蕙，其在青年时期因：“窃议张易之兄弟”而被：“则天令杖杀。 ”
在中宗即位之后，加封二人为“懿德太子”、“永泰公主” ，这显然是不符合当时的礼法所规定的，但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就很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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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宗采用加封逝去李氏后裔的方法来打压朝廷内的旧势力，进而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这就是政治因素对于丧葬制度的影响。
二、唐人对于身后之事的安排
和当今社会不久于人世的人会立下遗嘱类似，唐代的人在预感自己即将离世之前也会留下类似于遗嘱的遗令。
遗令的内容各式各样，但最主要的有两大类，一是对于身后丧葬之事的安排，二是对于后世子孙的教诲，这也是许多家族家风的来源之处。
身后丧葬之事的安排主要是对于随葬品的安排与对于合葬事宜的安排，唐代盛行厚葬之风，若想在身后薄葬，必须在遗令中告知后世子孙，便于子孙合理处理相关事宜。
唐代推崇夫妻合葬，但由于外来宗教或其他因素的影响，有人会放弃合葬观念，这时也需要在遗令之内告知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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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是对于后世子孙的教诲，许多达官贵人在将死之时会总结人生的得失，他们会将自己所得之感受写在遗令之内，一方面告诫子孙后代，另一方面向后世宣扬自己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