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尚书古文疏证》的历史意义

清朝初年，由于政治的需要，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但不久，他们看到道学先生“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背谬” ，又转而对理学明尊暗抑，使得理学渐而偃旗息鼓。
不过，清统治者仍然采取了重视文化的政策，只是为了统一思想，钳制舆论，在大力提倡学术文化的同时，实行了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大兴文字狱，罗织文网，不准在著述中流露丝毫的不满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士子不得不钻进故纸堆中，迷恋于名物训诂，逐渐形成为以考证为特色的治学方法。这就是清代的考据学，或称汉学。
清初经师阎若璩是其中著名的先驱者。
阎若璩（1636年——1704年）字百诗，别署潜邱居士，学者称为潜邱先生。
受家庭的影响，他学习勤奋刻苦，据说，他为了勉励自己，曾题前人名言于柱上：“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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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若璩
作为读书的动力。由于长期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博通经史， “于汉唐诸儒注疏，类能贯穿钩穴，口诵如澜翻” 。
他曾参加《大清一统志》的撰述，据说，这时的阎若璩“于古今沿革，考索寻究，不遗余力” ，连参与撰修的不少专门名家也交口称赞，成为备受推重的著名学者。
阎若璩生当清朝前期学术思潮由经世致用向考据的转变时期，他也像清初的一些思想家那样，指责“道学寡陋” ，既反对朱学，也批评王学，而对汉儒治学的方法十分倾慕。
他曾明确表示自己“主汉不主宋” ，在治学上“精晰而默识” 。他强调精审的考证，而决不浅尝辄止。
凡遇有“一义未析” ，便“反复穷思” ，以至“饥不食，渴不饮，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 ，他对每一个问题都穷加考辨，而不凭私臆度，所以，人们后来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称他“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 。在阎若璩看来， “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 。
阎若璩也是这样的“细心人” ，其所著《尚书古文疏证》8卷，对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除《尚书古文疏证》以外，阎若璩尚著有《毛朱诗说》1卷、《四书释地》6卷、《潜邱札记》6卷、《孟子生卒年月考》1卷、《困学纪闻注》1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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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古文疏证》
相比较而言，阎若璩的著述不算太多，但这毕竟都是他沉潜研究的结晶，特别是其《尚书古文疏证》一书，更是备受学者的青睐。
梁启超也十分推崇此书，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道：阎若璩仅有这点点成绩，为什么三百年来公认他是第一流的学者呢？
他的价值全在一部《尚书古文疏证》。
他在这部著作中以确凿的证据，考证出《古文尚书》为伪作，解决了千百年来学术史的一大疑案。
用梁启超的话说，《古文尚书》二十几篇和别的书不同，两千余年公认为不可侵犯的宝典，上至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它。
忽焉真章实证，发现出全部是假造，当然在思想界是一个莫大的震动。
《尚书》为记载我国远古史事、典制的重要文献，是研究古代史事的重要材料。后来，据说曾经由孔子进行过改编，故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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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
秦代焚书，《尚书》一度失传。汉初，由济南人伏生口授，以汉代流行的隶书写成，共29篇，此为《今文尚书》。不久，汉宗室鲁共王刘余在孔子故宅的墙壁中发现了用秦代以前的籀文（即大篆，或称蝌蚪文）写成的书籍，《尚书》亦在其中。孔安国整理后，发现其中16篇为《今文尚书》所无，于是将这些篇籍献上，希望能列于学官。这便是《古文尚书》。
但是，孔安国献上《古文尚书》后，因故未能列入学官，只是在民间私相传授，于是该书可能有所散失甚至亡佚。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出一部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篇数比今文增多25篇。
到唐初，陆德明据以作《经典释文》，孔颖达据以作《五经正义》，梅赜本遂取代了《今文尚书》的地位，并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