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无论是初期还是后期，山东粮草海运工作的成效均较为显著

前言
【【爱历史】无论是初期还是后期，山东粮草海运工作的成效均较为显著】通过对《明史·河渠志》中“山东副使于仕廉议开登莱海运（即壬辰战争时期山东粮草海运）”的相关记载进行辨正，可以发现万斯同《明史》、王鸿绪《明史稿》以及张廷玉殿本《明史》中有关壬辰战争时期山东粮草海运的历史书写，当以万斯同《明史》更为准确且详细，而王鸿绪《明史稿》和张廷玉殿本《明史》则在相关内容的记载上存在讹误。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是因为清朝政府在官方撰修《明史》时，对壬辰战争中山东粮草海运的历史加以否定和抹杀，以致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殿本《明史》及其后的《钦定续文献通考》《山东海疆图记》等相关著作在内容记载上一脉相承，均是误植了于仕廉“修复胶莱河，通海运，转饷济辽”建议的结果。此外，通过对壬辰战争前后两个阶段山东粮草海运成效进行考察，可知无论是战争初期还是后期，山东粮草海运工作的成效均较为显著，大量山东粮草通过海运转运至辽东乃至朝鲜前线，为壬辰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山东也因此成了壬辰战争的后勤粮草主要供应基地之一。
学界虽已有学者提出，登莱或山东半岛是壬辰战争时期明军粮草供应基地，大量山东粮草通过海运到达朝鲜，供给前线明军。但壬辰战争时期山东粮草海运成效究竟如何，尚未见有相关讨论，故笔者就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同时，这也可作为一个旁证，帮助判断三个版本《明史》有关壬辰战争时期山东粮草海运历史书写的正误。战争初期，明朝官员积极海运山东粮草至朝鲜，供给明朝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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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记载，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十三日宋应昌上《议处海防战守事宜疏》，提及“复发马价银五万两，行山东抚臣于登、莱等处籴买粮豆，又前疏请发临、德仓粮数万石，俱由海运入辽”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宋应昌檄文山东海防道，指出据管粮主事艾维新呈称， “先蒙本部发马价银五万两，至山东登莱地方籴买，彼处既称有收前银，买完不下十余万石” 。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宋应昌在《与山东防海道田宪使书》中提及先前调拨的五万两白银，其中三万两已完成粮草籴买工作，剩余二万两尚未来得及籴买，催促山东海防道官员尽快完成籴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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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可知“三万两白银已籴买粮草不下十余万石” ，进而推知余银二万两至少还可籴买粮草六、七万石。同年五月初一日，山东巡抚孙鑛在写给御倭经略宋应昌的信中，提到“前明公（即宋应昌）所发五万金，海防道久以籴完，惟以待船，遂至久稽” ，由此可以看出，至迟同年四月底前，山东已很好地完成了海运粮草的籴买工作。但不巧的是该年夏、秋季山东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为及时有效地做好赈灾工作，山东地方政府不得不临时动支御倭军粮赈济灾民。于是郑汝璧奏请：“其见囤莱、登二府原籴运辽米、豆，免其还价，容臣动支一半赈济灾民，照兖、东煮赈事宜给发报核，一半留给来春防汛各兵支食，庶民生可资全活，地方亦保无虞矣。 ”据《缴赈煮银粟疏》中记载，山东赈济灾民占用了籴买军粮中的米、豆数量为“三万六千七百九十五石九斗九升零” 。用于赈济灾民的米、豆只占郑汝璧所奏留的东征粮草半数，另一半则用于供给沿海防倭兵食，据此可知运粮海船受损后停运的山东粮草应为73592石，而山东海运转运出的粮草数量应在十万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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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宣祖实录》亦有相关记载，宣祖二十六年十一月，朝鲜备边司奏称：“至于天朝赐谷，则所系尤重，而前后所赐，自辽东出来者十四万石，今自山东出来者又十二万石” ，表明山东确有十余万石粮草通过海运转出。另据《事大文轨》记载，万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辽东都司张三畏咨朝鲜国王，查问朝鲜收粮官李庆涵、黄汝一等实收船户李景先等海运山东米豆情况。起因是有六批次海运转出的山东米豆缺失朝鲜实收印信，金州守备行文朝鲜查取实收印信，却未得到回复。后经朝鲜户曹核查，由于收粮官李庆涵、黄汝一等因公务在外，耽误了实收印信的发还。另有一批次被贼人郑恩福等抢去，且未完成追缴任务。壬辰战争前期，因朝鲜未及时发还实收印信而见载于史料的海运山东粮草就有六个批次，所涉及的粮草共计米豆8513石2斗。由此亦可窥见，这一时期山东粮草海运已颇具规模。到了战争后期，朝鲜对山东粮草海运的依赖程度更上一层。早在战争间歇期，率领五千明军留驻朝鲜善后，为供给其所需粮草，朝鲜竭两湖之力尚不能保障。因此当面对倭情变化，商讨明军再度东征时，朝鲜认为必须海运山东粮草方能保障明军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