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雍正为何不顾读书人反对，一定要推行士民一体当差纳粮呢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秋，开封府正在举行河南乡试，凡是考中的生员，都能获得举人身份。然而，在这场至关重要的考试里，却有学生闹罢考，借此抗议新推行的士民一体当差纳粮的国策。
罢考事件发生后，河南巡抚田文镜火速上报，接到奏报的雍正帝决意“整饬一番，申明国宪” 。最终，为首闹事的考生王逊、范瑚被处决，考官张廷璐被革职，士民一体当差纳粮的国策得以推行。
那么问题来了，雍正为何不顾读书人反对，一定要推行士民一体当差纳粮呢？
这就要从清初的徭役赋税制度说起。清初的徭役分为里甲、均徭、驿传、民壮四类，另有专门整治河道、修筑海塘的河工。清廷承袭明制，按照官员品级大小，豁免他们一定数量的丁役，免除士人本人差役和杂办。
清初的赋税，废除了明末“辽饷、剿饷、练饷”等加派，以明代万历年间的赋税为准征收。和徭役一样，士绅们是免税的，于是交税的重担，完全落在普通老百姓身上。
士绅们享受着免役免税的特权，仍不满足，他们或是出入官署，包揽词讼；或是勾结胥吏，鱼肉乡里；或是抗违钱粮，藐视国法；或是代民纳课，私润身家；或是横行闾里，欺压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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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自称“事事不如乃父，惟有洞悉下情” ，对此当然不会熟视无睹。登基次年二月，便下令从今以后，士绅要同平民一样，当差、纳粮。
为防止官绅勾结，特意警告地方官们“倘有瞻顾不力革此弊者，或科道官参劾，或被旁人告发，查出必治以重罪” 。
政策一下，果然引来士绅阶层的强烈反弹。
当年七月，河南巩县贴出了“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的告示。生员们不满，控告县令张可标。
雍正四年，贡生张鹏生私吞钱粮，雍正下令将其枷号三个月，发配黑龙江。此后还规定，贡、监生员包揽钱粮而拖欠者，一律革去功名。
雍正五年，甘肃阶州士绅拒绝交粮，雍正指示要严惩不法人员。
雍正十二年，鉴于各省常有生员罢考，以此挟制考官，雍正下令，凡相约罢考的，一律取消其考试资格。
在雍正皇帝的铁腕手段下，士绅们开始了当差纳粮，百姓对此当然拍手称快。不过，他们身上的负担依然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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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提到“摊丁入亩”政策了。
从周朝开始，中国人就开始缴纳人头税（丁税），无论贫富，人多的家庭交税就多。
人头税的实质是劳动税，在建国之初这样做有合理性：人少地多时按人头征税，税收将随着人口增加而增长。但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两极分化的加剧，这时就需要向拥有资产的人征税，如果成功，王朝就能迎来中兴，如果失败，王朝就要面临覆灭。
晚明时期，土地兼并极为严重。张居正不顾天下士绅地主反对，强行推广“一条鞭法” ，将部分人头税摊到土地中。张居正死后，士绅阶层立刻反扑，他们怂恿万历，把张居正批倒批臭。到崇祯年间，东林党人彻底废除“一条鞭法” ，将税负转移到穷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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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后，清朝统治者又恢复了“一条鞭法” ，等于是既收人头税，也收土地税。然而，随着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穷苦百姓的税负越来越沉重。
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倡导税制改革。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全国人丁总数为24621324人，丁银要收335万两。次年，康熙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后额外增丁，不再多征丁银。
此举减轻了新生人丁的负担，但也有不足之处：各地人口是不断变动的，有出生，也有死亡，需要重新计算每个人的丁银量，统计工作非常繁琐的。
雍正二年，雍正在直隶试点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七年之后，各省基本实行了该政策。
雍正十二年，重修的《赋役全书》面世，里面详细记录了土地和人口的规模和数量。从此直至清末，田赋收入一直在三千三百万两以上，成为全国财政收入最主要来源。
摊丁入亩政策，实质上取消了人头税，从此田多者多税，田少者少税，无田者无税。这一政策明显有利于无地贫民，不利于富户豪绅。所以从一开始， “摊丁入亩”就受到各地富绅强烈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