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翻译 _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

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翻译是如果有人上书议政，只要言辞直率，道理中肯，无论我采纳与否，都要记载在史书上。这句话出自唐代史学家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卷七·论文史。《贞观政要》全书共计10卷40篇，是一部政论性史书。
《贞观政要》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吴兢著《贞观政要》旨在歌颂“贞观之治”，总结唐太宗时代的政治得失，希望后来君主以为借鉴。虽然《贞观政要》在史实上有所失误，但由于叙事详赡，文字明畅，论述的又是统治之道，因此晚唐以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
原文节选：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

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翻译“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的意思是：如果有人上书议政，只要言辞直率，道理中肯，有利于治国，不管我采纳与否，都必须记载在史书上。这句话出自《贞观政要》第七卷，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修国史房玄龄所说的一句话，这句话主要表明了唐太宗的治世理念。
《贞观政要》节选及翻译
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
翻译：贞观初年，唐太宗对监修国史的官员房玄龄说：“我发现《汉书》、《后汉书》记录有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这些文章文辞浮华，无益于对帝王的劝诫，为什么还要收录在史书上呢?今后，如果有人上书议政，只要言辞直率，道理中肯，有利于治国，不管我采纳与否，都必须记载在史书上。”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上书请求把唐太宗的文章编成文集。唐太宗说：“我的诏书和命令，如果有益于百姓的，史书都已经记载了，足以流传千古了。如果我的命令不遵循古训，扰乱了政务，即使辞藻华丽，也终将贻笑后人，这不是我所需要的。像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他们都有文集传世，可是他们的行为大都不可取，最后，社稷江山统统断送在他们手中。君主圣明与否，关键在于他的品性和行为，何必一定要有文章流传后世呢?”太宗最终不许编文集。
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的翻译是什么？“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的意思是：如果有人上书议政，只要言辞直率，道理中肯，有利于治国，不管我采纳与否，都必须记载在史书上。
这句话出自《贞观政要》第七卷，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修国史房玄龄所说的一句话，这句话主要表明了唐太宗的治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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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按照李世民的设计由宰相负责监修《国史》，这种制度上的高配无疑让《国史》工作成了帝国极端重要的一部分。此时宰相房玄龄刚好以宰相身份监修《国史》，看得出是李世民对他的极大信任。在君臣谈话之间，李世民对大唐国史文风进行了定调：“比见《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
【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翻译】那么大唐的《国史》要“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就是说，无论官员们发表务实的政务批评，不管李世民本人同意与否都要如实记录下来，然而接下来的李世民开始忧心忡忡起历史将如何定义他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