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静悄悄地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 。桔红色的房屋,像披着鲜艳的袈裟的老僧,垂头合目,受着雨底洗礼 。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猪血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 。灰色的癞蛤蟆,在湿烂发霉的泥地里跳跃着;在秋雨的沉闷的网底,只有它是唯一的充满愉快的生气的东西 。它背上灰黄斑驳的花纹,跟沉闷的天空遥遥相应,造成和谐的色调 。它噗通噗通地跳着,从草窠里,跳到泥里,溅出深绿的水花 。
雨,像银灰色黏濡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 。
篇十、草炉饼前两年看到一篇大陆小说《八千岁》,里面写一个节俭的富翁,老是吃一种无油烧饼,叫做草炉饼 。我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个闷葫芦终于打破了 。
二次大战上海沦陷后天天有小贩叫卖:“马……草炉饼!”吴语“买”“卖”同音“马”,“炒”音“草”,所以先当是“炒炉饼”,再也没想到有专烧茅草的火炉 。卖饼的歌喉嘹亮,“马”字拖得极长,下一个字拔高,末了“炉饼”二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 。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声音,与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的喉咙遥遥相对,都是好嗓子 。卖馄饨的就一声不出,只敲梆子 。馄饨是消夜,晚上才有,臭豆腐干也要黄昏才出现,白天就是他一个人的天下 。也许因为他的主顾不是沿街住户,而是路过的人力车三轮车夫,拉塌车的,骑脚踏车送货的,以及各种小贩,白天最多 。可以拿在手里走着吃——最便当的便当 。
战时汽车稀少,车声市声比较安静 。在高楼上遥遥听到这漫长的呼声,我和姑姑都说过不止一次:“这炒炉饼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现在好些人都吃 。”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说,若有所思 。
我也只“哦”了一声 。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饼油条是平民化食品,这是贫民化了 。我姑姑大概也是这样想 。
有一天我们房客的女佣买了一块,一角蛋糕似地搁在厨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 。一尺阔的大圆烙饼上切下来的,不过不是薄饼,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许略洒了点芝麻 。显然不是炒年糕一样在锅里炒的,不会是“炒炉饼” 。再也想不出是个什么字,除非是“燥”?其实“燥炉”根本不通,火炉还有不干燥的?《八千岁》里的草炉饼是贴在炉子上烤的 。这么厚的大饼绝对无法“贴烧饼” 。《八千岁》的背景似是共党来之前的苏北一带 。那里的草炉饼大概是原来的形式,较小而薄 。江南的草炉饼疑是近代的新发展,因为太像中国本来没有的大蛋糕 。
战后就绝迹了 。似乎战时的苦日子一过去,就没人吃了 。
我在街上碰见过一次,擦身而过,小贩臂上挽着的篮子里盖着布,掀开一角露出烙痕斑斑点点的大饼,饼面微黄,也许一叠有两三只 。白布洗成了匀净的深灰色,看着有点恶心 。匆匆一瞥,我只顾忙着看那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食品,没注意拎篮子的人,仿佛是个苍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 。我也没想到与那年轻的歌声太不相称,还是太瘦了显老 。
上海五方杂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反而少见 。叫卖吃食的倒都是纯粹本地口音 。有些土着出人意表地肤色全国最黑,至少在汉族内 。而且黑中泛灰,与一般的紫膛色不同,倒比较像南太平洋关岛等小岛(Micronesian)与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 。我从前进的中学,舍监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称与黄浦对立,想来都在黄浦江边——生得黑里俏,女生背后给她取的绰号就叫阿灰 。她这同乡大概长年户外工作,又更晒黑了 。
沿街都是半旧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户为了防贼,位置特高,窗外装凸出的细瘦黑铁栅 。街边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笔直的白圆筒树身映在人行道的细麻点水泥大方砖上,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 。眼下遍地白茫茫晒褪了色,白纸上忽然来了这么个“墨半浓”的鬼影子,微驼的瘦长条子,似乎本来是圆脸,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见吓人一跳 。
就这么一只篮子,怎么够卖,一天叫到晚?难道就做一篮子饼,小本生意小到这样,真是袖珍本了 。还是瘦弱得只拿得动一只篮子,卖完了再回去拿?那总是住得近 。这里全是住宅区,紧接着通衢大道,也没有棚户 。其实地段好,而由他一个人独占,想必也要走门路,警察方面塞点钱 。不像是个乡下人为了现在乡下有日本兵与和平军,无法存活才上城来,一天卖一篮子饼,聊胜于无的营生 。
这些我都是此刻写到这里才想起来的,当时只觉得有点骇然 。也只那么一刹那,此后听见“马……草炉饼”的呼声,还是单纯地甜润悦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异样的人 。至少就我而言,这是那时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邻家无线电的噪音,背景音乐,不是主题歌 。我姑姑有一天终于买了一块,下班回来往厨房桌上一撩,有点不耐烦地半恼半笑地咕噜了一声:“哪,炒炉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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