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华科传播系的李卫东老师( 三 ) _韩兆琦：我怎样与《史记》结缘

我是1963 年1
月从复旦大学毕业，又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的。第一个学期，教研室交给我的任务有两项，一项是给政教系的学生开“古典文学作品选”；一项是参加刘盼遂、郭预衡两位先生牵头的编写《中国古代散文选》的工作。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启功、李长之、祝鼎民、吴万刚。这是我第一次与刘先生、启先生、李先生、郭先生如此近距离地亲密合作。刘先生与我研究生时代的蒋先生是师兄弟，在我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的时候，他们彼此常托我为他们代致问候。1963
年夏天我为了《中国古代散文选》的一些问题，前往刘先生家拜访。闲谈之间，刘先生说起做学问的事情。他说：“做学问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但开头必须有一个小雪球做核心，这样才能滚得起来。你们蒋先生让你读‘前四史’，尤其是让你认真读《史记》，这就为你日后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从内心里感到一股暖流升起，两位老先生尽管相隔千里，而他们的思想认识竟是如此相同。我对他们深深地感激。
1963 年9
月，我受命给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讲授“汉代文学作品选”，这是我研究生毕业以来第一次讲授《史记》、《汉书》等这些我所熟悉的东西。当我讲到《鸿门宴》，讲到《荆轲刺秦王》，讲到《魏公子窃符救赵》以及《苏武牧羊》等篇章的时候，我就把几年来所钻研的东西，把我的认识、我的体会，通通贯穿在慷慨激昂的讲述中。同学们都很高兴，甚至直到下课铃响起，大家也还像没有听见似的坐着不动。1964
年2
月，我给下一个年级的学生讲授“先秦文学作品选”，第一篇是《尚书》中的《牧野之战》，其次是《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城濮之战》、《崤之战》，其后是《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鲁仲连义不帝秦》，等等，其实这些也都是《史记》所包含的内容。但我所强调的是，大家不要只停留在这些生动故事的本身，而是要问几个为什么？比如，《郑伯克段于鄢》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事实？对郑庄公应该如何评价？《春秋》与《左传》的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谴责郑庄公，这到底对还是不对？又例如，城濮之战晋国是怎么胜利的？从孔子到后代的许多学者都谴责晋文公的“谲而不正”，这到底是为什么？在“崤之战”中，秦穆公为什么如此“利令智昏”？晋国又为何如此“忘恩负义”？这场战争对当时诸国之间的格局起了什么作用？等等。总之我是把以往研究《史记》的方法经验贯穿在了具体的古代作品的教学之中。我在期中举行过一次课堂讨论会，先是布置每人写一篇作业，而后选了七八篇到年级的大课堂上发言。其中有一位同学谈《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意义，一位越南留学生谈“郑庄公的形象”，都相当精彩。可惜这是我“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课，其后不久便是一去一年的下农村搞“四清”，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多年中没有上过课。
1978
年夏，国家在一些重点高校试点招收研究生，我有幸跟着郭预衡先生、聂石樵先生三个人集体招收了九位古典文学研究生。这些学生于1978 年9
月正式入学。按照教学计划，这些学生第一年是统一学习基本的古代文化课程，除了我们三个指导老师给学生上课外，还请了系里的许多著名老师如黄药眠、钟敬文、启功、邓魁英等来给学生上课。在这期间我给学生讲了《史记》专题，内容包括“司马迁的受宫刑与忍辱著书”、“《史记》的基本内容与其思想倾向”、“《史记》的悲剧特征与《史记》的艺术性”、“历代对《史记》的研究状况与几种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对此我主要介绍了“三家注”、《史记评林》、《史记志疑》、《史记会注考证》四种。与此讲课同时，我请中文系资料室的同志帮忙在古典文学教研室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有关《史记》的图书展览。有些书是中文系资料室有的，有些书是从图书馆临时调拨来的，共有六七十种。这些书不仅同学们大都没有见过，而且有一些是连我自己过去也没有见过的。
1981年春，我在给本科七七级、七八级已经讲过古典文学基础课的情况下，开设了一门“《史记》专题”课，听课的对象以高年级的本科学生为主体，同时也有系里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共一百多人。我开这门课的目的主要有三：其一是想引导学生让每个人能至少阅读《史记》中的30
篇作品，争取能让一部分人超过50
篇；并对《史记》能有个基本准确的理解。其二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能写出一些有观点、有材料的作业，能为日后写毕业论文打点基础。因此我用前三分之二的课时辅导学生读原著，每篇只讲解其关键段落，并指出读该篇应该注意思考的问题；后三分之一的课时用以归纳、总结性地讲述司马迁与《史记》的种种问题。其三是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每个人手头都有书可看，并使大家能趁机接触到一些好的注本。我与图书馆联系好，请他们把馆内所藏的日本原版的《史记会注考证》都调出来，给中文系高年级的每个宿舍都发一套，由班长集中办理，每个宿舍都找一位同学负责保管，一共借出了十本一套的共二十多套。也幸亏是在当时那种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每个人都想为报效国家社会而自觉出力、各尽所能的年代吧，结果都一路绿灯，毫无障碍地通通实现了。至今回想起来，我仍对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主管人员感谢不已；也为当时学习这门课的同学们的那种积极、热情而内心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