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华科传播系的李卫东老师( 四 ) _韩兆琦：我怎样与《史记》结缘

从此“《史记》专题”列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每隔一年开一次。第一次讲课，还没有自己编写的教材，到第二次再讲这门课时，我自己编写的《史记选注集说》就已经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再过两年，我的《史记评议赏析》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前者是作品选，后者是讲课的教材，两者相辅相成，给课堂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接着这门课又被列入了函授大学、夜大学、助教研究班、骨干教师进修班，以及自学考试的教学计划。当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大学的设点远播到了全国的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中文系古典组的许多中青年老师、访问学者、博士生都曾为此出差千里乃至数千里到许多地区辅导过这门课。应该说，北京师范大学是全国开设“《史记》专题”课最早的，也是为普及、宣传《史记》这部经典出力最多的高等院校。
我是1998年办理退休，2001年离开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其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基础课的同时，给全校开过“《史记》专题”课；又受聘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任特聘教授时，除培养一名博士研究生外，又为本科生开了一门“《史记》研读”课。我的讲授方法是将《史记》的作品分成若干专题，每个专题体现着司马迁写史思想的一个方面，以作品为例证，穿插着介绍这些作品的重点段落，以求既保证每次教学思想的明确清晰，又能让同学们熟悉作品，能抓住每篇作品的重要思想与重要艺术特征。除课堂教学外，我仍坚持课外辅导，隔三周辅导一次。期末考评时，我们的《史记》课获得的分数最高。在这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给我出版了《〈史记〉解读》与《史记品鉴》两本教材；而我培养的那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是《司马迁对黄老思想的继承与扬弃》，该文章的一部分已经发表在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第5期。
我自己的《史记》研究也就是这么伴着“《史记》专题”课的教学开展起来的，我的第一篇关于《史记》的文章是《司马迁的崇实精神》，发表于1978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我的第一本《史记》教材是《史记选注集说》，1982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982年到2013年的三十多年间，我在大陆出版的有关《史记》的教材与专著共计二十多种，在香港、台湾出版了五种，在韩国用韩文翻译的一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笺证》。一提《史记笺证》我就不由地要想起白寿彝先生与蒋天枢先生。1991年春，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燕起、北京祥云培训公司的李卫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第二次国际《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讨论会”的时候，白寿彝先生参加了会议，并做了长达40
分钟的发言。会后大约20天，他让古籍所的龚兆吉先生把我请到他的家里。白先生和我谈起研究、整理《史记》的事情，他说：“希望你能尽量放开其他的事情，要准备拿出几年以至十来年的时间认真整理《史记》。而且不搞便罢，要搞就要搞成具有世界水平的。经费上有困难，古籍所可以考虑给你一些补助。”我听了很受感动，并立即又想起了蒋先生在30
年前说过的他感到遗憾的事情。我尽管觉得自己学力不足，人微言轻，但从思想上还是接受了这一重要嘱托。我从1992年、1993年开始做资料方面的准备。从1994年开始就把主要精力转到整理《史记》方面来了。开始想搞300万字，后来越滚越大，达到了550多万字。《史记笺证》于2004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觉得此书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它对当时通行本《史记》原文的字句讹误和一些重要的标点失当，为之校改了三百多处；其二，它吸收考古资料、利用出土文物以验证《史记》文本叙述的史实，从而大大提高了史实的清晰度，也纠正了文本叙事的某些偏差；其三，它访求、采录可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互印证的地面遗留，它收集、引用新的研究成果，对《史记》旧注与一些欠妥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辨正。此外还对古帝王的纪年以及其月日干支都加注了公元某某年以及某月某日；对古代的度量衡都加注了约当现今的近似值；以及附录了各个历史时期与某些区域、某些城市的地形图以及出土文物的图片一百多张。《史记笺证》获2006
年“全国高校社会与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除《史记笺证》外，其他较重要的还有中华书局所出版的全本全注全译《史记》、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史记》、岳麓书社出版的《史记评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