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与域外饮食文化的交流,一时间激起了巨大波澜,在长安和洛阳等都市内,人们的物质生活都有一种崇尚西域的风气 。饮食风味、服饰装束都以西域各国为美,崇外成为一股不小的潮流 。当时的长安,胡人开的酒店也较多,并伴有花枝招展的胡姬相陪,李白等文人学士常入这些酒店,唐诗中有不少诗篇提到这些酒店和胡姬 。酒家胡与胡姬已成为唐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域外文化使者们带来的各地饮食文化,如一股股清流,汇进了大唐饮食的海洋,正因为如此,唐代的饮食文化才能表现出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绚丽的色彩 。饮食生活的开放,反过来也促进了社会的开放,唐代的长安就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 。这说明,一个国家可依靠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态同化异质文化,而不会被异质文化所同化,文化的民族性也会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 。
综上所述,在汉唐时期,由于胡汉民族长时期的杂处错居,在饮食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并最终趋于融合,使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同时,胡汉民族的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也不是简单地照搬过程,而是结合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对外来的饮食文化加以改造使之更适合于本民族 。汉族接受胡族饮食时,往往渗进了汉族饮食文化的因素,如羊盘肠雌解法,用米、面作配料作糁,以姜、桂、橘皮作香料去掉膻腥以适合汉人的口味 。而汉人饮食在胡人那里也被改头换面,如北魏鲜卑等民族嗜食寒具、环饼等汉族食品,为适合本民族的饮食习惯而以牛奶、羊奶和面,粉饼也要加到酪浆里面才肯食用 。由此可见,尽管胡汉民族在饮食原料的使用上都在互相融合,但在制作方法上还是照顾到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 。这种吸收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唐代及其后世的饮食生活,使之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包罗众多民族特点的中华饮食文化体系 。可以说,没有汉唐时期的胡汉饮食交流,中国后世的饮食文化将会苍白得多,胡汉各族的饮食生活也将会单调得多 。同时,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原料交流与融合,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光明日报》 2004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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