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原生家庭的怨恨，从清末民初就开始了……( 三 ) 第一个|姜尚|周武王|邑姜|乱臣|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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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作为团员的施存统总结道：“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不独子其子”的儿童公育生于世纪之交的梁漱溟，只记得大哥梁焕鼐挨过打，自己则一次也没有过，父亲梁济对他“完全是宽放的”。梁济对子女的不同教育态度，与清末兴起的“破家”之说在社会层面的广泛影响有着很大关系，“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家庭将培养教育子女的职责推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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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曾设想以公立医疾院、公立养老院、公立恤贫院、公立养病院、公立化人院等机构将“生育、教养、老病、苦死，其事皆归于公”。向往打破亲疏、打破家庭的青年，希望从全社会、全人类的角度来思考养老与育幼的责任，实现老年公养、儿童公育。支持者认为儿童公育相比于家庭教育，更能使儿童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培养互助观念，扫除祖先崇拜和依赖家长的恶习，成为“更健康的儿童”；为了实现妇女解放、支持女子从事职业，就要实行儿童公育。将家庭育儿养老的责任推向社会，家庭革命者更多考虑是安顿和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却忽视了亲情对人的重要性。民国著名乡村教育家杨效春批评儿童公育将破坏亲子之爱，它阻止了孩子听到“爸爸妈妈细亮而清妙的和声”，也让父母看不到子女“活泼地天真烂漫的姿态”，这剥夺了人生的快乐。他相信，即便是没有知识的母亲，对自己儿女的疼爱也超过一个陌生的公育机关的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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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以撰文《非孝》痛骂孝道而名扬全国，后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以脱离家庭，而在他的观念里，脱离家庭是“脱离家庭里的名分关系和经济关系，不是脱离家庭里什么人的感情关系”。周作人在工读互助团演讲时曾说：“我们要宣传我们最好的理想主义，与人的关系，只怕他不多；怎么把关系最亲切的家庭，反而脱离呢？”对此，团员周白棣认为：感情的东西是脱离不掉的，尽管旧家庭不好，“可是我脱离了他，感情之关系，终使心中万分难过”。倡导家庭革命的人多半面临着情感与理智的煎熬，在赵妍杰看来，家庭的情感要素不可或缺，否定了家庭便否定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这在大讲感情的五四时代的确是一个悖论，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