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思想（9）：黄克剑( 四 ) 赏析|参赛|王雷|中国|设计

孟子是心契孔子的，在孔子去世百余年后他遥承学脉于一线，对其“罕言”的“利”与“义”的关系作了“十字打开”式的辨说。同孔子一样，他对以“利”为先的价值取向可能带来的人心贪昧的后果有着敏锐的警觉。在他看来，“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孟子·梁惠王上》）就他对“后义而先利”的否弃看，他的价值选择当不在于因“义”而绝“利”而更可能是先义而后利。“义”与“利”何者优先，这可能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后义而先利”固然为孔孟所不道，而弃绝“利”以成全“义”却足以使“义”的价值寡头化。孟子并未执泥于二者间的取此去彼，他只是主张“先立乎其大”。
由此，他对所谓义利之辨作了对于此后的儒者说来最富经典意趣的表述。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生”是“利”之所由，因此，“生”亦可说是人的最根本、最切要的“利”；以鱼与熊掌的可以兼“欲”比喻“生”与“义”的可以兼“欲”，宣说了孟子对与“生”相系的“利”的认可。
但这认可永远是第二性的，当“二者不可得兼”时，两难中的唯一抉择只能是“舍生取义”。这是孟子为儒家教化在价值取向上确立的最高断制，它或者正可以看作是对孔子“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之说的最切近的阐释。
儒家重“义”，这使儒学最终成就为一种“成德之教”。它并不弃绝“利”，更不会漠视“天下之公利”，这至少在孔孟等先秦大儒这里是如此。不过，“利”虽然被视为不同于“义”这一德性价值的另一种价值，却并不被儒家着意悬为鹄的而主动求取。比起儒家来，墨家的价值定位是另一种情形。
墨学也讲求“兼爱”、“贵义”，这与儒家倡行的“仁”、“义”十分相似，但“爱”、“义”毕竟对于墨者说来并不真正构成一种独立价值，它们的最后依据皆在于“交相利”或“兴天下之利”。墨者个人往往能够为着认定的目标“赴火蹈刀，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然而这对一己利害的置之度外却终是笼罩于“兴天下之利”的价值取向之下的。
“天下之利”依然属于“利”的范畴，它须有人的“义”行去维护，而被“利”降为某种手段的“义”却也因此不再能显现它的独立的价值向度。这里存在着儒墨两家价值取向在个人践履中的交错，不过，总的说来，儒学把“义”、“利”判分为两种向度不同的价值有着更富启示性的人文教化的意义。
倘更多地在德性的意味上理解“义”，“义”的价值的致取当主要在人生的内向度或非对待性向度上，而“利”，无论是对个人而言的“利”，还是所谓“天下之大利”，其实现总是在人生的对待性向度上。人生内向度或非对待性向度上的道德情操、精神境界的提升与外间境遇或条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而人生外向度或对待性向度上的利益、幸福价值的获得却不能不赖于外部境遇条件的成全。就此把问题引申开来，儒墨间的“利”之辨必至于深入到二者间的“命”之辨。
三、“命”辨
《墨子·公孟》指责“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有“四政”，其中之一为：“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墨者由“非命”而策勉人们立于自力以致富图强，这诚然是对其功利（“天下之利”）价值取向上的济世情怀的一种告白，但把“命”说成某种人生遭际或世间治乱的未可移易的定数而加诸“儒之道”却并不公允。
自夏、商以来，中国人也许一直就有着某种“命”意识，但把“命”了解为那种命定的必然却从不曾成为主导信念，否则，所谓“汤武革命”便无从被更多的人作“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价值认定。墨子痛斥“执有命者”，不过，在他看来，那种理当否弃的定命之“命”是“三代圣王禹汤文武”向来所不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