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谓笑谈樽俎易,异时曾请建章缨。
安东卫因为这位燕颌书生而顿生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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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论语》来端详,孔子还是一位平易近人有血有肉的师者形象,到了孟子解读以后,直至宋明,孔子也不得不奉之于神庙一声不吭。二十一世纪,有位叫做龙应台的“文化使者”在北京讲解孟子提倡的“士”的精神,铿锵地招摇“士不可不弘毅”的旗帜,一时人心浮动、舆论哗然,认为文化正统仍在那个形同番薯的小岛之上。
等到浮言流失,龙应台回归到龙应台。政治的因素终究被归咎于政治,她对“士”的理解还是没有脱离一般的概念范畴。“士”从来不是独立于世外的一个阶层,就像黄仁宇描述的那种“潜水艇夹心面包”里的黄油之上的“上层阶级”。在中国,古代只有一种阶级,就是皇权阶级——其他的都是劳苦者为了自我安慰而幻想出来的自我价值。所谓的“士”,很难逃脱投机的嫌疑,从战国迄今,所谓的“士”根本就不是儒家描述之“士”,更不是法家、道家吹嘘之“士”,而是投机家之“士”、是自我利益最大化之“士”,是“知识阶层”的特权表征。“士”就像是一个大帽子,一件花衣裳,或者像是一段装潢精美的隔离带,甚至像是一个金子做的雕镂精致的夜壶——
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却一直被奉为必然。王世贞和杨继盛两人因为“士”的气节而名垂青史,但是在历史的书写上一样是歪歪扭扭。所谓元佑党、东林党,这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情,不能因为谁掌握了话语权就把对方一笔勾销或者丑化成恶魔。王世贞在晚年因为文坛的地位,也曾作出过党同伐异的事情——这不能只指责为道德上的瑕疵,要知道封建时代的结党营私,是要死人的,而且会株连不知多少生灵。
严嵩的奸臣形象家喻户晓,这是他的业报,也是当时政敌们孜孜以求的结果。不要轻易得罪文人,你可以活一百年,可是文人笔下的你既可以在天堂活一千年一万年、也可在地狱受折磨一千年一万年——这就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厉害之处——你死了不要紧,你的子子孙孙都会因为你而骄傲或者羞耻。
明朝真的那么美吗?从开国时的沈万三身败名裂,小官僚剥皮萱草,功臣皓首俯身刀铡;再到后期宦官内帷专政、权臣只手遮天、锦衣卫横行天下,有明以来,何曾有过蕴藉温润的气息?!朱元璋以自己的世俗之气,开创了一个世俗的帝国,所谓明朝之后再无华夏,纯粹就是一个很扯淡的说法,从文明传承来看,自明朝之前华夏民族那博大宽闳的气度、海纳百川的胸襟就已经完全嘿嘿嘿了。朱家从一开始操刀阉割人的精神到后期利用阉人专政,使得终朝统治充满了阴戾之气。
所以,王世贞白眼向人,在历史的水面上激不起任何的波澜。只有他和杨继盛的友情可供记忆。“雨拖残日脚,山割乱云尖。”这是王世贞在安东卫远观阿掖山时留下的笔墨。诗中用了“残”和“乱”字,隐隐验证了心中的愤懑。“疮痍心转塞,骨肉泪频沾。”暗喻着对杨继盛等忠臣惨死的痛挽,也表达了对海防虚弱的不满。
王世贞面对滔滔黄海,连天绿波翻涌而来。健儿们卖力地骑马射箭,铁铳嗵嗵作响,火药的烟和大地的尘土混合到了一起煞是热闹。
从明初建制开始,安东卫镇压着江山之东南,日渐修造,逐渐蔚为可观。但是,王世贞看到的不只是建制的完备,而是人的精神。尽管他在诗中盛赞了“拍天涛涌军声合,驾海云浮阵色扬”的气势,但是心中很明白遇敌能斗才是真本事。倭寇侵犯这片土地的记录虽然寥寥无几,可是宁静的海州湾因为过于宁静而让他隐隐担忧——面前这些懈于战事忙于交际的将士,演习时摆样子的姿态又过于明显,明摆着是为了取悦自己。
王世贞并没有批评当地官员的谄媚。他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为了寻求同盟也为了照顾粉丝的崇拜,他故作欣赏,煞为含蓄。
这种逢场作戏、一切只是为了领导欣赏的形式主义终究靠不住。“五月癸丑,泰州倭转掠扬州、山东及徐州。官兵御之,皆溃”。鬼子可不管你官多么大,能干的他们才跪下叫爷爷,不能干的他们就骑你脖子上唤孙子——他们的实用主义利刃把各种花哨的形式主义给切割了个粉碎。什么硬气功什么五禽戏,什么蓝脸的窦尔敦黑脸的魔术杂技,一根针,刺破了你自吹自擂且越吹越大的肥皂泡,顷刻间,五颜六色的油腻粉彩“啪”地一声就爆成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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