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青未了│逆旅行人( 三 )


阿掖山下的歌吹终于暂时停了下来,痛定思痛,奋起反击。《明史》载:“六月乙酉,兵备副使于德昌、参将刘显败倭于安东”——中国的词语博大精深,败倭和倭败居然可以整合成一个意思。总之安东卫守住了齐鲁门户,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耀武扬威。
王世贞的阅兵,总算也对安东卫起了一定的作用。至少卫指挥使会在捷报题头上先客套两句诸如“高度重视督导有效”之类的话语。
严嵩之流固然可憎,但是那些珍惜羽毛、互为朋党的“君子”就不可憎可恨吗?精神上的洁癖是强迫症的一种,推己及人,甚至会造成对世态人情的大清洗。这样的人一旦得势,整个天下都会陷入焦虑,无时无刻不在人人自危。而且越是掌握了权柄越是迷恋于权力的威力,欧阳修也好王安石也好,也未能免俗。从这方面来讲,设若没有张居正,王世贞也就失去光彩。但退一步讲,设若没有张居正,就像曹操说的那样“天下不知几人称王”!这早已经不是“士”的问题。黄仁宇“大历史”出来的《万历十五年》还是从修饰羽毛的角度来进行的抛光和粉饰,其实明朝就是一个乡土社会的放大版,哪里有什么潜水艇和大列巴面包供西方人欣赏消遣。
不过,安东卫从来不在乎这些。它甚至从来不去留意身边的过客,更不去在乎过他们是谁。如今的卫人不知道王世贞、杨继盛是何人,包括老家虎山大河坞村的许瀚——他的家如今已被山钢的新厂所覆盖,那盏彻夜孤明的油灯和那枝饱蘸浓墨的毛笔,沉进了时间之底。钢铁的汁液在许瀚故居之上流淌成红彤彤热腾腾的河流,但是大地深处的泉水,依旧是大河坞村开创时的那眼泉水。
安东卫人不在乎这个。于是就有人揶揄说,这里是文化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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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贞和这片土地的缘分不仅在于路过。坊间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是何人的争论,也和他有着某种牵连。近代人多认为此书出自五莲丁家楼丁惟宁(公元1542—1611年)的手笔,但是也有种说法,认为从文采和人品的角度考量,应成就于王世贞。
反对派则对这种观点很是反对,认为《金瓶梅》中有大量的暗喻讽刺了王世贞乃至其父亲、族人,甚至将其剽窃的联句公然悬挂于客厅,种种迹象都证明这绝不是王世贞用来自黑的“荒唐言”。这些反对派甚至因此把“笑笑生”的原型印象了另一位当时的名人——徐渭(公元1521—1593年),也就是民间公认的大才子徐文长。因为徐渭不但痛恨严嵩,和“文坛领袖”王世贞更是水火不容。游戏人间的徐渭看不惯殿堂之上的酸文假醋,毫不客气的讽刺王世贞及其门人倡导的文风是“往往拾唾酸以为腴,而自以为养”,甚至直接骂为“鸟人鸟言”。
从对待水果的态度上,也展现了两个人眼光的不同以及见解上的分歧。
王世贞赞美樱桃道:“葡萄赐紫那同贵,金橘堆黄剩是酸。何似琢圆千靺鞨(宝石,借指樱桃),深红透出水晶盘。”诗中用葡萄的寒酸衬托了樱桃的华贵。徐渭则反其道而行之,咏葡萄如此:“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你自自鸣得意,我自萧疏闲淡。你自高高在上,我自躬身草野。这两种价值取向,亦是“各言其志而已”,但是也划开了庙堂和民间的距离。这也为日后王世贞声名日下而徐渭声望日隆埋下了伏笔。
我们中国人的审美观,往往不在于花团锦簇,而是松、梅、竹、菊。
两位同时代的大文人尚且如此,遑论他们门下的犬马如何。尽管两人都有文才武略,可是终究因为命运而背向行走。徐渭用自己的疯癫撕裂了文人的精神世界从而独开一面宇宙,王世贞却用自己的恪守和默守陈规将自己在历史当中渐渐禁锢。
他们都是王阳明的信徒。一个王阳明,也就有了两种面貌。
但纵是王阳明,在当时也只能是“我心光明”而已。
这些名字在同一时代背景下积聚在了一起,然后分散在烟尘古道之上,各自走向各自的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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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贞路过了杨继盛的路。在磴山脚下也曾踟蹰了踟蹰,但是还是拥众打马南行。
等经略事定,方让小厮去接了旅店主人来。他想见识一下,是怎样的一位隐士居然能够动摇杨忠臣的心思,居然能够让他折腰相待。
远远看去。年迈的旅店主人局促在官衙檐下,手足无措的样子顿时让他心生烦厌。
让他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