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瓦列夫|清末民初，外国人眼中的北京春节：爆竹声中福运到( 二 )

对压岁钱有不同看法
外国人描述北京春节的腔调并非都是善意，有些人出于无知、偏见、误解，也有些人有恶意揣测和歧视。美国女摄影采访人员多萝西·格雷在其所著《穿过月洞门》中就有明显的不良倾向。
格雷在1924年前后曾在北京居住，并度过新春佳节，但对北京春节的印象不佳。她觉得“节日的前夕，我感觉到了一种格外的沉重，因为到了年关，所有的账款都该结清了”。清末时，一些西方人来京居住，学会了不好的做派，吃喝、买东西喜欢赊账，但到了年底就该结账，每逢此时此刻，他们会对催账的店家流露出不满。书中特别记录了她家结算牛奶账的事，似乎只有白吃白喝最好。在描述春节前结账习俗时，她可能有所不解：“到了除夕，那些依旧没有偿还债务的人，必须要赎罪——上吊，或是吸食过量的鸦片——那天晚上，债主们会提着一盏明亮的灯笼，四处走动。他们怒气冲冲地走在巷子里，用斩钉截铁的口气向欠债人要账。”老北京年代，确实有“提着灯笼齐讨债”街景，但很少有“怒气冲冲”或“斩钉截铁”的现象，大多人是和和气气的，债主与借债人很客气，而且一过除夕，双方即便见面也暂时不会提债务的事，即便如此，也没有多少赖账、不认账的人。显然，洋人难以知晓老北京局气、守信习俗。
格雷在书中写除夕时，还算公允：“除夕的晚上，每家每户都会举办一个隆重的宴会，届时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要出席，哪怕他们千里迢迢地赶回来，也要齐聚在父母屋檐之下。”她说的是年夜饭。但说到小孩压岁钱时有些误解：“小孩子还会有几个铜板的压岁钱，让他们去赌几把”，对给小孩压岁钱的意义，格雷所知甚少，不知从哪儿臆想出来的“让他们去赌几把”。
由于对北京春节民俗的误解和不解，格雷在节日期间并不愉悦：“在这鞭炮的喧嚣声中，我们久久无法入睡。那之后的许多夜晚，我们都会被一些巨大的声响惊醒，我们还在纳闷儿，难道那真的是过年的爆竹声吗？”大年初一的街景也引发格雷的目光：“大年初一，那些一年四季整天开门营业、没有片刻休息的店铺，现在也关上了大门，大门上还贴着大红色对联，上面用金字写着‘生死由命，福祸在天’。横批上的穗子则低垂着，仿佛门帘一样。”不过她叙述得不够准确，春联的字不会是金字，是黑色毛笔字，也不会有“生死由命，福祸在天”这样的倒霉的、令人不愉快的字句。
灯节期间“金吾不禁”
春节，包括元宵节（上元节）给众多的外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俄国人戈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1811—1886），是沙皇政府派到中国的外交官。他在《窥视紫禁城》一书中，对老北京春节及灯节有由衷的赞美，令人印象深刻。他写到灯节的热闹景象时，有不少溢美之词：“在欧洲很难找到北京这样的灯节，也许只有意大利的狂欢节有点相似。不计其数的灯笼，形形色色，别出心裁。飞禽、走兽、行船、宫殿交相辉映，悬缀在大街小巷，布满了宅子店铺的墙壁。灯火通明，犹胜白昼。爆竹巨大的噼啪声震耳欲聋，湮没了人群阵阵的惊呼声。”科瓦列夫斯基记述的可能是前门大街一带的灯节街景。他在北京的那个年代，来华洋人都住在东交民巷内，从这里到前门（正阳门）只有咫尺之遥，他走几步就到了。灯节期间，前门“金吾不禁”，不关城门，他来去很自由。
老北京元宵节突出一个“闹”字，故有了“闹花灯”、“闹元宵”之说，正如清人范来宋所描述：“轰连爆竹五还遥，到处喧闹破寂寥。听去有声兼有节，闹来元旦闹元宵。”科瓦列夫斯基自然不知道“闹”字的含义，但从街景热闹中感悟到了欢乐，能让自己“舒缓一下心情”，并得出北京的烟花“无与伦比”和“十分便宜”的结论。据考，科瓦列夫斯基在北京过的春节是1850年（道光三十年），那时大清尚体面地屹立在东方，虽不能说是“国泰民安”，但在普天同庆的春节、元宵节时，华夏大地还是很热闹的，北京更是如此，所以才有了“不计其数的灯笼，形形色色，别出心裁”的景色。
说到老北京的灯节和灯，英国人哥伯播义在其所著《市井图景里的中国人》中，对元宵节的灯更是赞叹不已：“只有在灯节，人们才能看到最多种多样的灯笼。这时人们将创意发挥到极致，设计出千奇百怪的动物形态。你会看到孩子们拿着各式各样的灯笼：有的是带轮子的兔子灯，有的是挂在细竿上的鱼儿灯，有的是从贝壳里走出来的绿衣美女灯，有的是比较普通的灰翅蝴蝶灯或绿色蚱蜢灯，还有的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吓人的动物灯，看上去有点像老虎。”他还叙述了“走马灯”，并认为“它的精巧构造值得一提”。他还提到“元宵节在中国是个盛大的节日，家家户户无论屋里屋外都灯火通明，人们经常会借助‘蜈蚣灯’来达到这个效果”。由于年代很久了，北京已见不到“蜈蚣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