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瓦列夫|清末民初，外国人眼中的北京春节：爆竹声中福运到( 三 )

当年，前门外廊房二条是“灯笼一条街”，其主要产品是“宫灯”，至于元宵节小孩子们玩的走马灯、兔子灯等，多为小孩家长所做。哥伯播义是1848年在浙江宁波传教，他的《市井图景里的中国人》主要记述江浙一带的景物，但灯节的记述与老北京灯节无异。老北京宫灯制作享誉中华，德国人约翰·拉贝在著名的《拉贝日记》中，也曾记述老北京春节的灯：“中国的灯笼也要比我在欧洲见到的任何一个都漂亮。每年全国的人都要举行灯笼节。”他所称的“灯笼节”，即正月十五上元节。
此外，日本人冈田玉山等编的《唐土名胜图会》对元宵节时老北京的灯节也有所记录。他们认为灯节“真是圣代娱乐”，“自初春八日到十八日，细剪百绣，其美无法言表。每家楼檐挂着花灯，火光灿烂，像是天上群星相连照耀”。并且提到了当年出现在灯节里的冰灯“宛如白玉成列，白银交织，贵贱汇集，无不称赞”。而今，北京城里再也见不到冰灯了，他的描述是让人神往的。
对拜年习俗很感兴趣
与欧美人不同，日本人对中国的春节乃至其他节日并不陌生，因受中国文化熏陶和影响，有些中国节他们也视为自己的节日来过。丸山昏迷在《北京》一书中，专门记录了老北京的春节。丸山昏迷（1895—1924）是学者和采访人员，民国之初在中国工作多年。有人评价“最早接触北京的思想家和文化人，实际上是丸山昏迷君”，他曾拜访过李大钊、周作人，翻译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应该说是一位对华友好的人士。在《北京》一书中，他详细介绍了老北京春节前后的热闹场景。他从正月初一介绍到正月十九的“燕九”，除了有市民民俗活动外，还介绍了庙会、灯节等。在介绍腊八粥时，他称之为“百果粥”，“类似日本的七草粥”。腊月二十三祭灶，他称之为“灶台祭”，并说“灶神是周礼五祀之一，几千年来一直流传至今”。
丸山昏迷笔下的中国春节，与西方人的记述有很大不同，字里行间表现出中国民俗文化对日本民俗文化的影响之深。他在“桃符”一节中写道：“在日本，从二十五开始装饰注连绳和门松，以增加新年气氛。在中国，松树一般认为是墓地用树，不吉利，代之以桃符，又名‘门神’，有守门驱鬼之意。”他对“门神”的解释和溯源，与中国民俗介绍的一致。像对联（楹联、春联等），西洋人看着莫名其妙，不知写些什么，但有文化的日本人都看得懂，因为他们识汉字。丸山昏迷对节日出现的春联很有兴趣，他不但认为各行各业的春联“句句贴切”，并“着实让人感受到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之国’”。
北京春节习俗，古风遗存，有古代的风韵，丸山昏迷是很仰慕的。他对京城拜年习俗很欣赏：“拜年时，如果不是很亲密的关系，一般不进家里拜年，而是将贺年用的大红名片交给那家伙计。即使是关系很好的人，也只是在会客室上些茶水，备些茶点招待而已。不像日本招呼客人喝屠苏酒，品尝美味佳肴。”对北京的庙会，他称之为“开庙”，介绍得很详细，并称“开庙相当于日本的庙会，有每年举行一次或两次的，也有每月都举行的”。在《北京》一书中，他列举了京城主要庙会的资料，有些庙会如今已无人知晓了，如什么“掸尘会”、“曝经节”、“晒虫节”等等，是很有趣的庙会史料。此外，他称厂甸庙会为“古董市”，并说春节时“能遇到平时很难见的珍品”。

文章插图
叩拜长辈和祖先牌位摄影：赫达·莫里逊
丸山昏迷的《北京》表面上是本旅游书，其实是学术著作，作者在介绍北京时，时时以日本为参照，从各个角度将北京和日本比较，并对两种进行了评价。像蜜供，他说“相当于日本给岁德神等神的糕点”等，既有对中国文化正面肯定的部分，也有对其负面加以否定的部分。比如，他对老北京春节时“女子绝对不出家门”，春节休息时“大抵是在喝酒、赌博中度过”，持否定态度。总之，丸山昏迷的《北京》说明作者并不昏迷，他记录下的老北京春节是有趣的，也是有益的。更重要的是，他与另外其他来华的日本人不同，他既不是军事间谍，也不是来猎奇的。他确实是搞学问的，体会到了北京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的积淀，对所描述的事物充满良好的情感。
宫里学民间过春节
近年，有人将清宫里过春节，视为“民俗”了，其实它只是皇家习俗，与民俗不是一回事。清廷过年的习俗是照抄民间的，并非他们所创造。美国学者罗友枝在其所著的《最后的皇族》一书中指出：清宫过年时“北京许多辞旧迎新的风俗习惯都被宫廷所仿效。皇室在各宫各院到处贴‘福’字，立门神避邪，十二月初八日给神佛供腊八粥，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神，旧年三十和新年初一燃放爆竹以净化内廷。像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样，皇帝也在正月初一吃饺子，正月十五在各祭祀场所献元宵也表明新春佳节的结束”。罗友枝被誉为“国际清史研究领军人物”，又是美国亚洲历史学会会长，他的分析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