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写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里的这句话，半个世纪后成了后者的悼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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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飓风掠过蔗田：一个中国采访人员的古巴见闻录》
刘骁骞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在过去的六年中，采访人员刘骁骞曾九次深度探访古巴。在亲历卡斯特罗逝世、奥巴马访古、美古复交等诸多历史事件的同时，他试图记录下古巴的社会气氛和人的状态：从电影学院学生到文学巨匠海明威，从国营冰激凌店到城市里的雪茄厂，从吟游歌谣到音乐剧演出，从菜市场的自由定价到民众出境许可“白卡”的废止……在这个被时光冻结的国度，探索平静表面之下的隐秘、热忱、困境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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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号一大早，古巴的当地摄像埃里克就开车来接我，那是一辆旧得快要散架的白色拉达，安全带都断了，经常开到一半，副驾驶座的车门就会自动打开，让我有一种悬空在马路上的错觉。几个月前，这辆命运多外的车又发生了追尾，前部凹进去一大块。
革命广场附近的路都封了，我们于是绕到哥伦布公墓附近，但每一条通向巴赛奥大道的岔口都被警察拦住，我们便把车停靠在2街，扛着拍摄器材徒步前往革命广场。
沿着这条不在计划中的路线，最先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悼念队伍的末端。虽然不时有人接上去，但队伍正在变短。越往前走，队伍才变得粗壮起来，乌浊浊的人流两侧架着齐胸高的铁栏杆。虽然没有放假，但单位和学校都组织前来。平日里眉飞色舞的古巴人一脸凝重，没有人流泪，但也没有人聊天，大家只是沉默地把目光投向不同的方向，这也许是古巴人表达悲伤的方式。
队伍中有身穿贴身棕黄色校服的中学生和军装打扮的年轻人，大部分人穿着清凉的日常便服就来了，在衣服颜色上也没有任何顾忌，水红色、荧光绿、鲜艳的黄色。游客打扮的外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戴着巴拿马草帽或者印有红星的军绿色贝雷帽，多半是前几天在老城区淘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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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零星几个人手持花和海报，他们是过往的摄影师追逐的对象，一个身材中等的黑人中年男子捏着一小簇三角梅，估计是在路边摘的。我小时候常在祖父的花圃里看见这种花卉，但一直到了东印度群岛，我才领略到它的茂盛和疯狂，常常像大河上的瀑布一般从围墙内倾泻而出。
几米外的人群中突然冒出一把鲜花，黄色和粉色的剑兰花高高竖立着，中间是红色的玫瑰和蔷薇，角落里有紫色和白色的雏菊，一张透明的塑料包装纸将它们扎起来。这把无论是配色和还是造型都略显艳俗的花束让我联想起六一儿童节会演上被重复使用的献花道具，然而此时此刻，我却心生感动，这似乎是我第一次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岛国看见成束的鲜花。
他叫埃尔多，一个棕皮肤的中年男子，个头很矮，仿佛整个人都藏在花束里。他戴着一副玳瑁眼镜，左脸的法令纹上有一颗肉痣，紧锁的眉头出现深浅不一的沟壑，分不清是因为难过，还是因为阳光太刺眼。
“我一大早就出去买花了，走了好几个地方才买到。”他说。我在脑海里飞快地搜索了一遍，但实在想不出在哪里见到过花店，也许他是在星级酒店里买到的。长期在古巴工作的外国人总会驾轻就熟地去酒店大堂的商店里购买进口的洗发水、口味纯正的奶油蛋糕以及其它在古巴以外的地方伸手可得的物资。这些商品是为拿美元的外国人准备的。
我想问埃尔多这束花的价格，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但内心的不安让我迟疑了。当我终于找到适合的语气时，队伍又移动起来，向前涌动的人群把我的问题冲散了。
“他是伟大的总司令，我们的父亲和导师。菲德尔指引着我们，是他维护了古巴人民的尊严。”埃尔多一边走一边说，摄像机的镜头也摇摇晃晃。
我相信卡斯特罗对于埃尔多有着更深刻、也更具体的影响，也许借助着古巴革命的浪潮，埃尔多的家庭摆脱贫农身份，来到哈瓦那生活。这束鲜花必定有更多的含义，只不过他并不愿意向一个擦肩而过的外国采访人员敞开心扉，何况这还有可能给他带来麻烦。如今，古巴人在表达对卡斯特罗的崇拜时也越来越谨慎，使用那些既成事实的形容词是最安全的。
有人手里拽着马扎，但没有机会用上，因为队伍从未完全停滞过。
一个身穿卡其色军装的男孩吸引了我的注意，他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头发修剪得短而整齐，在烈日下站得笔直，有着坚定的目光。他叫埃米略，来自哈瓦那以东的马坦萨斯省，袖章上印着“EMCC”，是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军事学校的西班牙语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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