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安|翻译莫泊桑，李青崖堪称第一人 | 严复( 三 ) 碰瓷|文物|私人博物馆|赔偿责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第三册《全三国文卷七五》中说：
《支谦法句经序》：“仆初嫌其为词不雅。维祇难曰：佛言依其意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意，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梵意，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顺本旨，不加文饰。”按“严”即“庄严”之“严”，与“饰”变文同意。严复译《天演论》弁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意旨以传，而能风格以出，斯之为信。支、严於此，尚未推究。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尤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矣，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
钱锺书先生此段言语涉及翻译的许多方面，笔者只取“译事之信，当包达、雅”一语，略加解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此为一体而三面，当合而析之，不当分而观之，以此为标准，可以分出译品之好坏善恶，全面而精当。大部分翻译家对“信、达”取信服的态度，对“雅”字则讳言有加，如履薄冰，做种种或明或暗的抗拒状，以文学性或风格为准绳，谅可消除其对“雅”的疑虑和抗拒。李青崖先生的翻译置“信、达、雅”于一体，虽偶有不逮或不慎，然相互照顾、力求一致的心情，则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在翻译理论家的眼中，翻译的问题很复杂，故争论迭起，莫衷一是；而在翻译家的手下，翻译的问题很单纯，归根结底，就是直译还是意译，当然，也是争论迭起，莫衷一是。其实，翻译界对直译或意译的分歧一直就有，时不时地出现，看不到有终止的迹象。说句老实话，直译还是意译之争本是无谓之争：该直译的时候就直译，如果直译不行，就意译，而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直译的，翻译活动本身证明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译的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作品至今仍被视为楷模，他说：“必须跟他一致，东西是什么样儿就照什么样儿消化。必须努力地逐字逐句地跟上文本。我若想复述作者而非忠实于他的词句，某些东西就会变得特别的晦涩。我宁愿写出一种艰涩，有时是怪异的法文，完全真实地展示出埃德加·爱伦·坡的哲学。”连用三个“明晰”赞颂法国文字的法郎士说，波德莱尔用“极好的直译法”译出了爱伦·坡的作品，如《金甲虫》《黑猫》《莫格街凶杀案》等。
朱光潜先生说得好：
依我看，直译和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应存在。……直译不能不是意译，意译不能不是直译。……总之，理想的翻译是文从字顺的直译。
“文从字顺”，即达且雅，唯信是求。李青崖先生的翻译应以严复的“译事三难”说观之，尤应以钱锺书先生的“雅非为饰达”说观之，就是说，直译的光芒笼罩了李青崖先生全部的翻译活动。
李青崖先生翻译的大仲马（1802-1870）的《三个火枪手》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是时李先生已经去世多年，想必是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因“文化大革命”耽搁了出版。大仲马是法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一生写作出版三百余部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戏剧，被誉为“通俗文学之王”。他的写作方式颇特别，也颇获诟病。他雇用了大批写手，由他自拟提纲，所雇之人分头写作，最后由他总其成，负责润色，增香，提味。他的小说人人爱读，但在文学史上地位不高，不过他在逝世132年后，遗体终被移进先贤祠，备极哀荣，算是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吧。他的名作还有《基督山恩仇记》等，但晚年的他认为《三个火枪手》是他最好的作品。
大仲马的小说大都有真实的历史作为背景，然后加以虚构，其情节曲折生动，叙述细腻完整，结尾往往出人意料，有历史惊险小说之称。结构清晰明朗，语言生动有力，对话灵动机智，构成了他的小说的特色。历史与虚构，爱情与阴谋，沉沦与激情，成为他的小说的有机构成，这也是他的小说所以广受欢迎、经久不衰的原因。今天，人们对他的小说还是甘之如饴，但是已经没有人把它当作传播和普及历史知识的渠道了。
历史小说也是小说，其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小说的标准。故事讲得好，人物塑造得好，对话摹拟得好，环境描写得好，氛围营造得好，小说就算写得好。可喜的是，大仲马的小说上述几项都做得好。
李青崖先生的翻译紧随大仲马的节奏，给读者以酣畅淋漓的感觉，这正是优秀的通俗小说的魅力。小说的主角达尔大尼昂和他的三个伙伴诙谐幽默，机智勇敢，性格极其鲜明，对话惟妙惟肖，通俗小说的这些特点在李先生的译文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总之，李青崖先生的译作《三个火枪手》成功地再现了大仲马的原作《三个火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