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孙凝翔｜游戏研究怎么玩？( 三 ) 读本|文章|章戈浩|玩家|刘梦霏|研究者|

其三，尽管编者在前言中就表明了开放包容的态度，可整个读本的选文仍有较强的偏向，似乎有意绕过狭义的“游戏学”（Ludology），试图强调“游戏研究”（Game Study）的跨学科性，其结果却是全书三分之二的篇目来自传播学与艺术学出身的研究者，且几乎所有此类研究（排除译文）均是外部研究。自然，此处的关键并非学者来源的系科或研究的内部与外部之分（例如作为一篇进路上较为外部的文章，邓剑的《中国当代游戏史述源——以20世纪的游戏纸媒为线索》仍可算是相当优秀的游戏史研究），而是这种选篇上的偏向导致读本缺乏对游戏研究核心问题的梳理，理论与方法视野亦不够开阔，这又进一步使得读本其实并未达到“研究读本”的水准，而只能看作一本有野心的、加了料的会议论文集。
在此必须重申，对游戏研究内部与外部的区分，或是对不同研究取向的区分，绝不是为了分裂本就稀薄的研究力量，而是希望为游戏研究进一步的推进扫清障碍。只需设想这样一个问题：电影产业研究会被研究者视作电影研究的一部分吗？答案是否定的，哪怕是电影研究这样方法、理路、学科已极为杂糅的领域，它也有着自己的研究传统和边界，即使是在这种并不算硬性的界分下，电影产业研究也只会被看作产业研究的一部分，而不是电影研究的一部分。可是类似的情况放到游戏里，似乎绝大多数研究者（尤其是中文研究者）都会同意，游戏产业研究是游戏研究的一部分。换言之，当下的中文游戏研究可能不仅需要考虑扩张研究力量，也须分辨不同的研究处在领域的何种位置（靠近中心还是处于边缘，立足未来还是业已落时），并积极巩固游戏研究中最为核心、内在、不可替代的部分。只有如是，游戏研究才可能脱离最低级的多学科性（其实质是作为一个尚不算火热的议题被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借用），逐步转变为一个建制化的跨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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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学还是游戏研究？
游戏研究的未来
游戏研究的未来可以有很多种，可抛开那些宏伟的愿景，在短期（十年或二十年）内，游戏研究所面临的仍是建制化问题，而最适合作为参考的，也就是电影研究或媒介研究这样的新兴领域。可若是说电影研究和媒介研究的发展能够给游戏研究带来什么启示，那首当起冲的，恐怕所有人都会承认：游戏研究值得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德勒兹（或是麦克卢汉）。
此事颇有些悲剧意味，毕竟电子游戏生得晚了些，错过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黄金年代，要想在二十一世纪的学术系统中找个理论上的依靠可不太容易——依目前的情况看， OOO（客体导向本体论）与ANT（行动者网络理论）是最有希望与游戏研究相整合的当代理论，而媒介考古、生态现象学等进路亦提供适合游戏研究的方法。不幸的是，中文学界少有研究者有此类理论或方法论上的意识。当然，真正的问题或许是，与电影相比，由于游戏引入了更多的要素（不仅包括叙事、影像，也包括机制、互动），其内在的跨学科性也就更强了，这导致几乎不可能出现一个德勒兹级别的游戏研究奠基人（他/她/它至少要掌握哲学、叙事学、心理学、设计学乃至工程学等不同学科系统内的知识）。那么，假如游戏研究未必会有它的德勒兹，而必须由当下的研究者自力更生，一步步地建构起整个学科的框架，又应该从何做起？此处并不需要涉及复杂的职业系统分化理论（若有兴趣的研究者也可参考Abbott的相关研究），仅需要理解一个常识：任何学科/领域的建制化，必然要求一种特殊的价值。这种价值可以是研究方法提供的（如统计学的部分分支），也可以是就业前景提供的（如广告学），亦可以是学科/领域本身特有的、无法被替代的问题域所提供的。显然，游戏研究只能是第三种，它建制化的唯一希望就是找到一个专门的问题域，且这一问题域与游戏本身高度相关，其他对象难以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