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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来说，当时双方都是引领学术界的大师级人物了，吕祖谦的本意是让大家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学术，求同存异。但没想到，知识分子比较执拗，脾气也不小，双方一坐下来，连客套话都没说，上场便直接开干，互相争论不休，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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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会开了三天，反正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特别是第二个关于“教人之法”的辩点，朱熹认为要先博览群书，根据先贤的经验，再分析归纳，提高自己的认知，这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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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陆氏兄弟联合反驳，他们抛出了一个“发明本心”的主张，认为没必要多读书外求，重要的是认识自己的本心，先立志，然后“六经皆我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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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听到这个观点，认为太过幼稚可笑，直接抨击他们“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他们的学问将会流于非主流，还不自知。谁知这时善辩的陆九渊举了一个先贤的例子来反问朱熹，他说“尧、舜之前可曾读过什么书么？”他们不也照样能成为后世称颂的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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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愤懑的朱熹一时也想不起更有力的辩词，于是愤然离席，拂袖而去。鹅湖之会也就不欢而散。这场辩论会对于朱熹的打击不小，当时他不仅年龄大，学术地位也更高，被两个后生说得无语反驳，当然会耿耿于怀。所以后来他在给吕祖谦的书信中说道，鹅湖之会让他痛苦地需要“深山静坐数月”，才能消解心中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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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鹅湖之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吕祖谦没有调解成功，是一次失败的学术聚会。果真如此吗？其实思想和学术就需要争辩，而不是统一，尽管朱熹和陆九渊兄弟谁也没有说服谁，但对于中国的哲学史来说，这场辩论收获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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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鹅湖之会”也只是就此不欢而散，两派从此结仇，那么确实不足以名垂青史，难能可贵的就是，尽管双方互相容不下学术上的观点，但依然大度地包容了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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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湖之会”的学术争论是没有结果的，谁赢谁输，孰好孰坏并没有定论，但800多年前的这场辩论，却实现了“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承诺。
后来朱熹还请“持不同学见者”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席，当陆九渊讲到《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时，朱熹大为感动，说：“我应当和学生们一同恪守，不忘陆先生的训诫（熹当与诸生共守, 以无忘陆先生之训）。”朱熹还请陆九渊把他的讲词写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讲义》，并亲自作跋。
鹅湖之会后的第六年，宋淳熙八年（1181年）春天，陆九龄病故，陆九渊请朱熹替兄长写墓志铭，并到江西南康（朱熹时任南康太守）登门拜访，两人还一同泛舟湖上，相聚甚欢。
宋绍熙三年（1193年），另一位主辩手陆九渊去世，朱熹闻此噩耗，率领门下弟子到寺院设灵位祭奠，哭得肝肠寸断。
在中国哲学史上，朱熹和陆九渊都是当时的巨擘，他们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学术主见，另一方面，前辈也不以位分之尊强迫年轻人改弦更张，而是充分尊重其学术自由，兼有提携之意。尤为可贵的是，尽管互为“学敌”，却彼此欣赏，私交甚笃，演绎了坦坦荡荡的君子之度和儒者风范。“鹅湖之会”被载入历史，理所当然；鹅湖书院跻身江西四大书院，实至名归。
【 辩论|西安这座书院，因800多年前一场旷世之辩，被载入史册】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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