夙梦作伴好还乡——余志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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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陌生的孔子》出版，恰逢我快要到龄退休，报刊部策划让我“上一期角色”。盛情难却，又不想过多占用采编资源，遂自吹自擂，顺便说一说自己的文字缘、文学梦。
情不知所起
有一幅画面在记忆中时常闪现。幽暗的老屋，一片竹簟隔开了床边潮湿的山墙，一少年日复一日地趴在床头，在糊墙的旧报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个词：“齿冷三天”；又写了一个词：“髦得合时”；然后依次写下“醉眼矇眬”“略有知觉”“惊诧莫名”……
那一年我13岁，随母亲住在一个典来的屋子里，把书籍里看来的词语一一转录在“护壁”上，睡觉前瞻仰，起床时凝视，觉得这一个个词语都是见情见性的精灵，是可以吐露心事、推送怀抱的知己。这样的情愫与日俱深，手里的笔，神使鬼差地开始了倾诉……
这是文学梦开始的地方。
随着“四人帮”垮台、高考制度重启，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接纳了一个出身陋巷的平民子弟和他颠三倒四的文学梦想。在图书馆呼吸着《青春》《萌芽》《奔流》的油墨香味，我如痴如醉地阅读、废寝忘食地写作，隔天跑邮局投寄稿件，一日无数次地去传达室“静候佳音”。杂志社的退稿函总是“热情洋溢”：作者同志，尊作拜读，如捧琬琰；近因编辑部稿挤，不敢雪藏，故忍痛割爱、仍以璧还……最后是编辑部鲜红的大印，像春风里燃烧的一丛杜鹃。
某年寒假，背着沉甸甸的退稿回家过年。嘈杂的车厢里，我把杂乱的行李归拢在脚边，目光透过车窗、盯视着渺无一物的深阔天空。喜欢搭讪的邻座发现了我的沉默，继尔看到我手边搭着一个网兜——网格里露出一角《青春》编辑部的红字信封，哗哗的语流随之一滞，满肚子闲话凝在了嘴边。这大抵就是我当年的“人际环境”——眼高于顶，孤僻高冷，完完全全生活在另一个维度里，头翘尾翘，以为鸿鹄之将至也。
鸿鹄真的飞来了吗？
1983年初夏，是我下海岛教书的第三年。某日晨课，我在给学生们讲冰心先生的《小橘灯》，忽然看到妻子抱着襁褓里的女儿来到教室门口的一株大榆树下，向着讲台频频张望。我投去探询的目光，她却低下头，对着女儿“嗯啊”“嗯啊”地逗笑；待我拾起课本继续讲课，她又抬起明亮的眸子，对着讲台一眼一眼地张望。下课铃响起时，她笑盈盈地迎着我急步走来，伸手从襁褓里摸出一张汇款单，细声说：你的小说发表了。
《东方》，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本大型文学杂志。1982年第3期，它的小说“处女作”目录里赫然跳出了“余志刚”三个字。
后来我得知，这期延迟出版的《东方》，竟是它向读者告别的终刊号！
把头埋进历史的“沙”里
四十年笔耕，我在《人民文学》《花城》《美文》《散文》《山花》《随笔》发表了不少作品，以《江南》《飞天》《福建文学》为多见；转载的作品见于《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新华文摘》《读者》等，《散文选刊》频次较多。得过奖也受过“不情之誉”，兹不赘述。创作的过程，痛苦多于快乐。
前阵子著名诗人荣荣来象山做新书分享，说“写作是件快乐的事”，并提醒听众席的朋友，“如果你觉得痛苦就不要再写了”，因为生活已经很不容易。我不相信开开心心、轻轻松松的写作能写出好的作品，当然这里有水平问题、资质问题，也有个人的情感、性格等特殊因素在起作用。
因为生活底子薄，或者说不够“接地气”，我感觉写小说比较“痛苦”，所以在这个领域点到即止，很快转入了散文创作；后来因为阅历增长，发现自己的心地已不再“纯净”，思想已不那么单纯，在散文里“说真话”愈来愈假、愈来愈累，以致陷入长时间的“挣扎”而辍笔投闲。
于是投纶文史，把头埋进历史的“沙”里。
历史散文，在我的创作里“三占其二”，拉长了感光时间，也虚化了空间景深。螺蛳壳里做道场，这是历史的壳也是文化的壳，就凭据它安置一下心灵吧。读古人书，与古人游，毋须入门问讳，多了几分随意率性：与孔子抬杠，说他脸上有个痦子；与韩愈摔跤，发现他腋下有个暗疾；与李叔同“过招”，揪住了他的“一截蜥蜴尾巴”。人性就是铁律，即使他们的思想（学问）大放异彩，血管里同样游荡着嗜酸细胞。他们是贤人也是凡人，我们才能沐浴清化、“见贤思齐”；如果遇到“超人”、神人，腾云驾雾、飘飘欲仙之人，吾辈除了望尘而拜，还能再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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