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绵延的驱瘟除疫神话|特稿 | 菖蒲( 二 ) 妈妈|文学作品|陈女士|莫言|阅

第三，中华瘟疫神话体现传统道德理想，为瘟疫大流行时期的社会提供了精神依托。比如在为寻求治疫之药不惜遍尝百草而最终毒发身亡的神农氏身上，我们看到了牺牲精神。在鞭巫毁庙的抗疫神话中，我们看到了追求对症治疗的科学精神。
第四，中华瘟疫神话也体现了先民对瘟疫进行社会管理的思想。在西王母神话中，先民将人类自己设立的刑罚与上天降下的瘟疫之灾统归西王母掌管，体现了他们试图将瘟疫纳入社会管理体系，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初步设想。而瘟鬼献方神话则表达了即使在传染病大流行时期，也要进行有效的地方社会治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管理观念。
毕旭玲认为，中华瘟疫神话在先民与瘟疫抗争的历史上确实发挥过重要作用。
三防瘟避疫融入习俗
毕旭玲表示，中华瘟疫神话中有一类特别的防瘟避疫神话，它集中展示了古人世代积累的科学抗疫的经验，可以称为古代版的除瘟指导手册。这些神话不是单纯的叙事，其中传达的信息具有预防传染病的实用功能，因而进入民众生活，成为传统习俗，尤其是传统节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屠苏酒神话与山臊神话是与春节相关的防瘟避疫神话。在描写春节的古诗中，最出名的恐怕要数王安石的《元日》了：“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中的“入屠苏”即饮屠苏酒。屠苏，亦称屠酥、酴酥，屠苏酒是用中药浸泡而成的药酒，古人认为在春节期间饮用屠苏酒有预防瘟疫的功效，这种习俗大约在南朝已经产生。
传统春节节俗中的燃放鞭炮也具有驱瘟避疫的功能，此习俗与山臊神话密切相关。山臊是一种生活于山间的瘟鬼，又称为山鬼。它相貌类人，但只有一尺多高。《神异经·西荒经》说，如果接触了山臊就会“令人寒热”，这是很多传染性疾病共同的外在症状。山臊神话常常被引用来解释传统春节放鞭炮习俗的起源。
此外，老祖宗还留下了端午灭害杀病毒的习俗。雄黄神话、菖蒲神话与艾草神话是与端午节相关的驱虫防疫神话。
雄黄是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矿物，具有杀菌防瘟的效果。雄黄很早就被认为是蛇类的克星。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记录，从前，园丘栖息着很多又大又毒的蛇，同时也生长着诸多珍贵的药材。黄帝想上园丘，仙人广成子教他在身上佩戴雄黄，毒蛇因此都被驱走了。
菖蒲是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典术》说，尧帝当政时，上天降下精气在庭中化为韭类植物，感百阴之气而长为菖蒲，因此菖蒲又被称为“尧韭”。《春秋运斗枢》又载，玉衡星散落于大地化为菖蒲。从神话内容来看，大约在原始社会后期，先民对菖蒲的药用价值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因此将其神化为上天降下的精气或吉星。正因为有这么显赫的出身，先民对菖蒲相当重视，形成了菖蒲崇拜。
艾草也是一种很早就被先民认知的药用植物。早在先秦时代，艾草就被用于灸术，被认为是能驱邪治病、杀菌消毒、延年益寿的神草。在江苏如皋，流传着一则汉代方士费长房用艾草治疗疫病的神话。相传，费长房有一次站在海边眺望远方，发现滨海的风水宝地如皋有病魔作祟，于是便下令徒儿带上驱邪神草——艾草前往，治好了当地民众的疫病。此后，如皋民众便形成了在端午节前后供奉鲜艾的习俗。
四抗疫神话抑恶扬善
“瘟疫神话虽然属于灾害神话，但与其他灾害神话又有明显区别，给人类带来瘟疫之灾的是具有生命，能自我复制且不断变异，与人类共同在地球上生息繁衍至今的致病性微生物，而非水、火、地震这些没有生命的物质或现象。”毕旭玲解释，从生物学角度看，人类与致病性微生物都属于生物，所以瘟疫神话除了讲述先民预防、隔离与治疗瘟疫的故事之外，也讲述了作为生物的人是如何认知、处理致病性微生物的，由此构成了瘟疫神话的多样性特征。当然，由于古人认知水平有限，他们的叙事往往充满了奇幻色彩，致病性微生物在神话中常常以瘟神疫鬼的形象出现。
在多数瘟疫神话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将瘟神疫鬼视为对立面，想方设法征服、战胜瘟神疫鬼的叙事。这部分瘟疫神话数量相当多，瘟鬼献方神话、徒手捉鬼神话都属此类。
在某些瘟疫神话中，瘟神疫鬼甚至成为代言人，帮助社会完成自身无法完成之事。比如《夷坚志》中就讲述了瘟神除暴安良的神话。宋代南城人陈唐、陈霆兄弟俩是当地有名的恶棍。一天，陈唐梦到自己被押到城隍庙，城隍爷问明他的身份后，就命鬼吏将他押到张大王庙。到了张大王庙后，陈唐一下子就醒了。陈唐将此事告诉妻子，心里对这个梦很恼火。那张大王不是什么正经的神，而是当地的瘟神。没过几天，陈唐全家都染上了瘟疫，陈唐、陈霆兄弟俩七窍流血而死，陈唐的母亲、妻子，陈霆的儿子及所有的奴仆，还有与他们来往的亲戚，甚至还有为他们治病的尼姑、巫祝等20多人也都染上了瘟疫，不久全死了。虽然在今天看来，陈家这些人大概是死于急性传染病，但这则神话却被作为瘟神处罚恶鬼的神话而得以广泛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