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津|人间烟火气就在我家乡的旁边( 三 )

我曾写过《故乡面和花朵》，里面的人也不断回到宋朝。《一日三秋》里的樱桃顺江而下，出来就是宋朝。冬梅老师的《人间烟火》中说，宋朝富于人间烟火气，文学吸引人，两方面：一方面是“人人命中有，人人心中无”。冬梅老师说到苏轼，宋朝有两个诗人写得很好，苏轼和李清照。李清照十首词有八首都在写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心里的愁是精神的，烟火漫卷要比脑袋上的愁大得多。人人命里有，心里无，这是认识论上的，文学存在特别大的价值。
还一个是趣味性，让文学长久不衰。宋朝有长达100年的没有内乱的和平年代，对物质的发展有很强作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我们村虽然是郊区，但能看到首都有多繁荣，三步一个饭店，五步一个茶肆，十步一个夜总会。下次要不我就写一个《我就是李师师》，看她离我们村到底有多远。人间烟火气就在我家乡的旁边，逢盛世，引起了我血液中的怀念。宋朝大词人不会说河南话怎么写出这么好的词呢？苏轼的词用河南话读和北京话读是不一样的。苏轼的天资、才华重要，见识更重要。为什么有见识？因为他在首都，首都在我们村附近。
宋朝是贴合人性、充满创造力的时代
赵冬梅：刘老师是我学长，我可以开个玩笑吗？宋朝有个附马有首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良缘总是村”，就是除了开封都是农村。我接触到一些当地文化人，聊天，我的感觉就非常惊讶，你会共鸣到，他们谈到开封的时候，有一种故都的骄傲——开封现在还有斗狗的地方，有菊花节，有舞文弄墨的人就是书法家，字写得非常之好，那一次我还蒙赠了写得非常好的字。
1127年开封陷落，开封这个地方跟杭州还不一样。杭州不做首都之后，仍然是相对而言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而开封靠运河，首都在长安和洛阳时，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的粮食往北方运，然后往西运到首都去，它是要经过开封的。开封的繁荣，跟运河有很大的关系。到了宋朝，开封的繁荣就跟政治有很大的关系，它是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首都，所以各地的人和物的精英都会往这个地方汇聚，比如刚才说了这么多苏轼，苏轼是四川眉州人，欧阳修是江西人。可是当开封不是首都之后，就被忘掉了。
它不做首都已经那么多年，但开封人还是会有非常强烈的故都的自豪。洛阳跟开封感觉就不一样，洛阳的城市发展显然要比开封好一些，可是开封人会对“我们的现状”“我们的城市”、街巷有自豪，那么执着、热爱。我自认是研究宋史的人，是爱开封的，但我爱的是欧阳修、苏轼的开封。地方是这个地方，空间仍旧，可是时间已经过了1000年了。
在刘老师的陈述当中，延津离开封40公里，他的自豪我很感动。刘老师让主人公回到宋朝，宋朝跟之前、之后相比，是不一样的时代，有些文化是空前的。就经济来讲它肯定不绝后，经济有它的发展规律，有曲折但是往前走。但政治和文化不一定往前的，宋以后是有倒退的。
我们回头看北宋，确实是华夏历史星空中独一无二的星辰。刘老师愿意让樱桃回到宋朝，宋朝是最贴合人性、充满创造力的时代。陈寅恪先生说：“六朝及天水一朝的思想最为自由。”都自由，但行走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六朝的自由用来破坏，把僵化打碎；天水一朝的自由用来创造，比如佛教文化进来1000年，在儒家为核心的华夏文化中再造新生。我同意陈先生的话，樱桃值得回去，作为距离开封40公里的村人回去。
为什么河南人这么幽默？因为经历的灾难太多了
读者：在上世纪80年代，学界出现“新写实小说”的概念。文学就是在讲述生活，刘老师如何看待庸常琐碎的生活以及崇高的生活？
刘震云：新写实、先锋派、魔幻现实，都对，但世界上对和错的争论只占0.01%，人和人吵架吵的无非是都对的大对还是小对之论。不同的角度，比如说大象是绳子，还是墙，都对。维特根斯坦说的“我说话还是话说我”的关系。我写作品不会说文学反映生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不是我写作的起点和终点。我写作是思想的顿悟，这是比思想、情节更重要的。
史航和牟森导演把《一句顶一万句》改编成话剧，改得非常好。好多人说你老写一个东西，我只写发生在延津的延津人身上的事，就只是一个乡土小说，那离我的思想境界差得太远了。写延津、延津人重要，比这更重要的是介入者——到延津的人。介入者与延津人发生的量子纠缠，从世界的角度看延津，从延津的角度看世界，再从延津的角度看延津。

延津|人间烟火气 就在我家乡的旁边( 三 )

延津|人间烟火气就在我家乡的旁边(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