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系|时光｜吕进：“圣人”邹绛复旦|丽水保定窑址|报告|复旦

文/吕进
今年3月20日是邹绛先生百年诞辰。
邹绛是我国著名的诗歌翻译家、诗人和诗歌教育家，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创建者之一。在研究所，方敬、邹绛、吕进一起被称为研究生的“三大导师”。1986年成立的中国新诗研究所，是新文学诞生以来的第一家独立建制的研究新诗的实体机构，也是国内外华文诗学界公认的新诗研究圣地。邹绛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人生的最后10年，也是他的人生最富成果、最愉快的10年。
邹绛热爱中国新诗研究所，时时事事都挂念着研究所，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生命融进了研究所的发展事业中。我和邹绛是两辈人，但他从不以长辈自居。诗人流沙河曾经送过我一本三联书店出版的《锯齿啮痕录》，我看到了书中展现的一个有趣画面：1952年，成渝铁路在成都火车站举行通车典礼。流沙河在现场，他当年是位年轻采访人员。而我呢，则是在成都火车站席地而坐的川西实验小学的少先队员。戴着红领巾的我们不断地唱着：“哎——哎嗨，哎嗨，哎嗨哟，代表们哟来得早哟，我们向你问声好啊，嘿！” 邹绛，正是我们“问声好”的从重庆坐首班列车来蓉的重庆代表之一。他是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比我的入会时间足足早了30年。但是，对我这个晚辈所长，邹绛从来理解我，尊重我，维护我，是我全天候的忠诚朋友，很给力。我们是忘年之交，并肩开路，同尝艰辛，友情很深。

文章插图
邹绛与吕进（吕进供图）
1996年1月邹绛去世后，北京《诗刊》快速地刊发了我写的悼念文章，题目是《人到无求品自高》。我在灵堂的邹绛遗像两边，挂上了我写的对联：“毕生奉献，蚕至丝尽方作罢；一世淡泊，人到无求品自高。”是的，人到无求品自高。翻译家孙法理教授是邹绛的武汉大学外语系的校友，也是邹绛的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同事。他写道：“邹绛是我的老学长，一起工作的时间很多，却从没有听见他发过一句牢骚。我曾经对学生说他是个圣人，学生也有同感。”
邹绛声名远播。他就是一部外国诗歌的活辞典，精通英语和俄语。中国许多读者都是通过他，才认识智利诗人聂鲁达、美国黑人诗歌和俄罗斯诗人巴格里茨基的。他还是新时期格律体新诗有影响的倡导者，在诗体重建上多有贡献。他去世后，诗人张继楼曾给中国新诗研究所送来一幅挽联：“ABCD随风去，平仄对仗留人间”，十分准确地概括了邹绛的成就。
邹绛是学术权威，长期担任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外国文学研究会的会长，但他虚怀若谷。从1983年到1992年，重庆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邹绛主编的4卷本《外国名家诗选》，一时洛阳纸贵，实现了邹绛编出“一部丰富多彩而又耐读的诗选”的预想，我翻译的俄罗斯诗人伊萨可夫斯基的几首诗也荣幸地被他编入。著名诗歌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把这套“诗选”列在“外国文学阅读书目”的“诗歌类”之首，这当然是很高的评价了，但是，我却从没听他自己说起过这事。有一位现在已是中山大学教授的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生，当年的两首译诗，是邹绛一手帮他改的，因此在收入《外国名家诗选》时，他郑重地将邹绛列为第一译者。书出来后，他一看，邹绛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删掉了。
邹绛是一个淡泊的人，低调的人，几乎从不谈论自己。有一次，我到他家去谈工作，在他打开书桌抽屉翻找我需要的资料时，我偶然看到抽屉里有一封胡乔木给他的亲笔信。我立即取出来，抽出信笺阅读。胡乔木写得很热情，对邹绛倡导的现代格律诗赞许有加。胡乔木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且具学者身份，读书较多，发言慎重，他明确支持邹绛的努力，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啊。邹绛却以寻常心对待，把这封信雪藏了。如果不是我的偶然发现，谁也不知道有这回事。
邹绛西去后，他的姐姐邹德鸾女士给我写来一封长长的信，一共有6页。邹德鸾比邹绛长6岁，在信里，她简短地回顾了弟弟的一生，也叙述了弟弟对新诗研究所的深情。读了德鸾女士的信，我才更详细地知道了邹绛的人生道路。邹绛本名邹德鸿，因为追求革命，以“邹绛”为笔名。绛者，红色也。当年为了躲避他的家乡四川乐山的反动当局的追捕，来到了重庆。邹绛是“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的侄子，民盟盟员，在1949年以前就和中共地下党时有接触。1947年，邹绛接待了母校武汉大学地下党介绍前来的一位党员，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小说《红岩》写到的江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