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系|时光｜吕进：“圣人”邹绛( 二 ) 复旦|丽水保定窑址|报告|复旦

邹绛给自己树立的人生标杆很高，他是一个完全没有低级趣味的脱俗的人，纯净的人。他的境界很高，“吃的是草。吐的是奶。”时间也许可以划分为无价值时间和有价值时间，可以说，邹绛的时间全部是有价值的时间。他在诗的世界繁忙，对诗外世界的一切不愿花时间去关心。住的是一间没有厨房、没有厕所的小房间，一日三餐都拿着饭盒去学校食堂打饭。1987年，学校评审高级职称的时候，人事处长老宋给我打来电话说，这次教授名额不够，邹绛就评研究员吧。他说，研究员的任职条件其实比教授更高，但一些人不了解，总是更愿意评教授，“请你这位所长务必抽时间亲自上门，做好邹老师的工作。”我自然心中有数：这等“俗事”，何须上门啊！我打电话给邹绛，说了情况，他只“啊”了一声，就转过来谈编辑新诗研究所的所刊《中外诗歌研究》的一些事情了。考虑到邹绛从来没有出过境，我便向境外的大学推荐邹绛，他很高兴，但又反而来规劝我：“老吕，出去的事都不要考虑我，我手头还有好多事要做啊！”这是一种多么耀眼的光亮啊!
他住进医院以后，我只要去探视，病房就等于开起了工作讨论会，研究生啊，学术梯队啊，当然更多的是《中外诗歌研究》。在弥留之际，他还在病床上向教学秘书小李口述研究生期终考试的考题。当夜，他就离开了我们。诗人梁上泉曾经有一首写邹绛的诗，有“生死是吾师”之句，也道出了我的心声。
对名利满不在乎的邹绛却是外圆内方的。他诚挚宽厚，但他是非分明，对于不择手段满足一己私欲的人，表示出了很大的鄙视。我记忆中很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那时，西南师范大学被驱赶出重庆，迁到梁平县的一所中学里。我和邹绛都发表过文学作品，所以都是与文艺黑线有关联的“有问题”的人，被集中关在一间单独的小房子里，便于看管。房子外面有个水缸，是全系教师的饮水，晚上由人轮班值守。我发现，已经开始第三遍轮值了，仍然没有叫过我和邹绛。我找负责人抗议：“你们是不是怕我们要在水里投毒？”于是我们也值班了。我很得意，但我却第一次听见邹绛抱怨：“十冬腊月的，这么冷，争什么值班嘛。”我说：“这可是群众的资格啊！”他苦笑：“哎呀，别理他们那一套。”大有“看庭前花开花落，观天上云卷云舒”的气概。
在邹绛先生百年诞辰前夕，重庆出版社及时推出了新诗研究所编撰的《邹绛诗文集》。纪念活动的消息发出后，要求到会的来函很多。新诗研究所所长向天渊教授给我发来微信说：“吕老师，人很多，看来要换更大一些的会场才行。”其实，原来安排的会场，是北温泉公园的数帆楼，既是名楼，又是中国新诗创研中心的活动场地，已经不小了。看来，邹绛没有远去，这位“人到无求品自高”的“圣人”永远令人感到亲切，永远让后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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