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既是民族地区，又是边疆地区的东北，雷霆手段禁烟行动

近代思想家魏源曾言“鸦片流毒，中国三千年史未有之祸” ，由此可见鸦片一物带给中国社会冲击之大。诚然，在中华文明璀璨悠久的历史中，还没有第二种物品能带给这个国家这样的伤害与苦难，这样的灾难与耻辱，甚至已经动摇了这个国家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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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鸦片烟毒困扰着中国社会。东北地区作为满族的发源地，曾被誉为“龙兴之地”严密保护起来。晚清以来的逐渐开放使得鸦片流毒在侵入东北地区之后传播愈演愈烈，贩卖吸食现象严重，给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人民身心健康、社会风气带来了恶劣影响。清政府于1906年推行全国禁烟，而东北地区的禁烟则拥有着复杂性与特殊性。东北地区内部满蒙汉等多民族混居，民间社会对于禁烟抗争不断，外部日俄双方势力干扰，这些因素都影响着禁烟成效。东北地区既是民族地区，又是边疆地区，鸦片流毒的禁绝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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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既是民族地区，又是边疆地区的东北，雷霆手段禁烟行动】清末东北地区禁烟有东三省总督禁烟观念指导、禁烟章程严格规范，实施了比较完善的禁烟措施，具体涵盖禁种、禁吸、禁售、禁运四个方面。但禁令之下，乱象丛生。在禁烟运动中发生了众多的鸦片案，包括官员、旗人、土膏店主、民人等四个群体，鸦片案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东北地区禁烟的实施效果，削弱了禁烟的社会影响，是禁烟未能取得预期成绩的根本原因，是清末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人心惶恐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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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本为民众之表率，是禁烟运动中的中流砥柱。因官员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在禁烟运动中部分官员使用暴力执法，为满足私欲违纪苛罚，甚至监守自盗从事鸦片私贩，都对禁烟运动的正常进行造成了破坏。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盛京时报》中记述的一条报道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某些禁烟官员的嘴脸：“长春巡警第一局某某等平日遇有拏获私开烟馆以及吸烟者，苟得重贿则释放之，无钱行贿则照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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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惩，并在外各处严查，而局内招有四家吸烟之户，并开灯偷卖，亦不查拏，某不时尚去吸烟” ，其同事问：“在这禁烟法令如此严格之时，为什么还要如此做呢” ，其回答道：“我所做的事情正有力于禁烟，新政不正是如此吗？”禁烟官员利用禁烟运动之名，大包大揽、肆意盘剥底层民众，自身尚且吸烟，又何谈禁烟呢？正是东北地区禁烟官员内部的腐化影响了禁烟措施的实行，使得社会认知始终无法摆正，鸦片之害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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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私售的土膏店主的惩罚可以说是比较轻的，只是损失了部分的财产，既没有遭受皮肉之苦，也没有受到牢狱之灾。如此的惩处制度与东北财政拮据，禁烟经费不足、禁烟官员的私欲息息相关，在惩戒私售烟土商人时，只要交纳罚款充足，就可以避免惩罚。这种准罚金折赎的制度，清末时人评论：“既准以金赎罪益长其违法之心，即贫者亦思卖烟贩土希图渔利，侥幸者居然暴富，即或落网，尚可恃纳罚金再贩，仍期再获厚利以补被罚之损失” ，是官方禁烟管控松懈的表现，是东北禁烟运动的无奈，也是烟毒无法净尽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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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禁烟如火如荼进行，禁烟措施如禁种、禁吸随之推行，但民间仍存在着私吸行为。同时由于官方对土店膏店的控制，民间出现了自发的烟土买卖行为。据《盛京时报》刊载，仅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奉天禁烟公所便查获烟犯案件达到四十二起。民间私吸的泛滥一方面是政府管控的松懈、禁烟官员的不负责任，另一方面是社会上对鸦片烟毒之害始终没有达成清楚的认知，吸食之风始终不减。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十八日吉林禁烟公所查拿私售、私吸烟犯陈祥、刘升二名，在其住宅处共搜出：“烟土二两、烟灯六盏、烟枪二支、烟锅一口、戥子一个” ，该犯在家开灯供客， “与烟馆无异” ，对他们的惩罚为“将陈祥罚充苦工六个月，将来送交贫民习艺所充公、刘升罚充苦工一个月。